看到略萨写自己和秘鲁：我认为秘鲁本身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我同它的关系是紧张的、冷酷的，但充满着以粗暴为特点的激情。小说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有一次曾说，作为作家，我与他的区别是，我与文学关系是夫妇关系，而他与文学的关系是通奸关系。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与狂热。我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反对是自觉的，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为最糟糕的走私行为打掩护的。然而事实是，我国的事物，有的使我恼火，也有的使我兴奋。在我国正在发生着的或发生过的事都不可避免地与我密切相关。如果能作一番衡量，其结果很可能是在我写作的时刻，离我的眼前最近的是秘鲁的缺点。也许我对困扰着秘鲁的各种问题批评得过于严厉，从而有失公允了。不过，我认为在这种批评的后面有着深深的休戚相关之情。虽然我恨秘鲁，但是，正如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所说，这种恨总是浸渗着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