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吴琰说，“没有受害者，就没有施暴者，每一个受害者都应该忏悔。”

她64岁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时代一声叹息。

15岁时，她花3分钱买过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后怎么都不能原谅自己：“我怎么这么糟糕，受不了诱惑，愧对工农群众”，她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一边写一边流下眼泪。

吴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干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几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昨天门庭若市，今天门可罗雀，出门时一群孩子拿石子追着她打：“狗崽子！”

爸爸被关在学校，妈妈关在妇联，大哥在清华，二哥在北大，一个阿姨被赶回老家，“不许再给走资派干活儿”，只剩她一个。

没钱吃饭，她拎着袋子到菜市场捡了几根烂菜叶，批斗会散场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全烧光了火也没生起来。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几个同班同学走进门来，“熟人”把家里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大柜子的书，一部分扔进垃圾堆，一部分几毛钱一斤贱卖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几脚，“资产阶级小姐！”

她立在房间一角，眼看母亲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个红卫兵一脚下去，碾了几碾。

她没有阻止，只是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想法一个一个从她脑子里经过，千头万绪。

那不是愤怒，却比愤怒更复杂，混合着羞耻、不忍、犹豫和费解，“我没想冲上去护着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错了。”

对16岁的吴琰来说，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亲情。那个年代里，亲情是“不提倡”的。

她不恨这些红卫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让自己加入进去，想了解他们，跟上他们，接受这个逻辑，而不是站在一边。

她感到自己站在广场里，所有人都很亢奋，你打一下，我就要打两下；我喊一句，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号。那种呐喊像一种胁迫，“只要跟着喊口号挥胳膊，你就是安全的。”

学校门口，一个同学的妈妈被当街乱打，她是个“地主婆”，扫四旧扫出来的，十三四个学生你一下我一下，就这么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轻易、很常见、动不动就会发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样，那时的吴琰不觉得这一切有问题。

80年代，她回城当了记者。报道一个工人搞出一项个人专利，单位却压制他。工人三下扬州，三打官司，争取他的专利。

吴琰第一次报道后，单位开除了这个工人，他为糊口，只好到大街上摆小摊。吴琰接着报道，工人的境遇更坏了，没有工作，各方面的压力都越来越大，母亲自杀了。

吴琰第三次报道了他，这次工人连家乡都呆不下去了，一张车票，跑到广州。

报道得奖了，工人的一生却彻底改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为了正义，为了社会，可为了什么，就应该这样吗？”

她惊觉“为了更大的东西，失去一个生命的幸福，这就是文革思维”，她深深地厌弃自己，“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总觉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为了什么，不惜什么’”。

注：本文选自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册）。上海台风历史上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