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 3 月，彭德怀在瓦子街看到刘戡的尸体，说：他当年为救我们一名同志，差点被老蒋惩办，是一条好汉。

1948年1月研究西北战场下一步行动时，设想很明确：攻宜川，把洛川一带的援军吸引出来，在运动中解决援敌，再夺宜川。刘戡指挥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正是当时能够东援宜川的重要机动力量。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战场上，彭德怀要想办法歼灭刘戡；战斗结束后，谈到这个已经战死的对手，他又没有把刘戡过去做过的事一笔抹掉。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只看最后站在哪一边，很多细节就解释不通了。

刘戡当然不是脱离其政治和军事立场存在的人。1946年，地下情报人员王超北向延安报告过刘戡从南京返回陕西后的态度变化，其中提到他后来明确主张进攻延安。到了1947年，他所部也参加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换句话说，后来双方在战场相遇，并非偶然。

可把视线拉回抗战时期，问题又多了一层。按照这段历史中的旧事，刘戡曾在发现身边人员面临危险后，没有按照上面的安排把人交出去，而是设法使其脱身前往延安，自己也因此付出了职务和前途上的代价。正因为有这一层经历，1948年瓦子街战后的那句评价才显得特别。

宜川这一仗本身也绝非一般遭遇战。西北野战军从1948年2月下旬开始围攻宜川，目的之一就是迫使援军离开原有位置。刘戡率部驰援后进入瓦子街地区，最终被包围。官方战史把宜川战役视为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向外线作战后的重要胜利，整个战役历时10天，共歼灭胡宗南集团2.9万余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战役前后的变化。1948年初，胡宗南在陕北可以调动的主力已经明显减少，宜川守军兵力也有限。彭德怀抓住这个窗口，选择围城打援。3月3日战役结束后，西北战场的形势进一步改变；到4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

放在这个背景里再看刘戡，会发现历史人物很难用一个词概括。他曾经在抗战时期做过保护人的选择，后来又在内战中率部与人民解放军作战，这两件事并不互相抵消，也不该互相遮盖。

彭德怀那句话真正有分量的地方，就在这里。战场胜负必须分明，政治立场也不能含糊，但评价一个已经战死的对手，仍然可以承认他过去某一次具体选择中表现出来的品格。

历史最怕简单化。把一个人写成只有一种颜色很容易，真正困难的是把他的选择放回当时的处境里看。刘戡最后死在瓦子街，可彭德怀记住的，不只有这个对手在战场上的身份，还有八年前那次冒险救人的旧事。一个人的结局可以由战争决定，但对他一生的判断，不该只剩下最后一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