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天，桂林火车站外走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一身素净衣裳，只背着一个普通的布包。她随着人流走出站口，没有惊动任何人，入住的是当时桂林一家极普通的招待所，登记簿上写的名字是“封慧”。
这个毫不起眼的外乡客，真实身份是白崇禧的女儿白先慧。她偷偷回到父亲魂牵梦萦的故乡，却不敢让任何人知道。来之前，她很忐忑，甚至在行李里藏了一把手枪，反复琢磨着万一遇到麻烦该怎么办。
然而，几天后当她即将离开桂林时，接待她的单位递上一张结账单，她看着上面那几个数字愣住了，顿时泪如雨下，哽咽着对前来送行的朋友说：“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百姓，才真正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

这段秘而不宣的返乡历程，后来经白先慧的亲口讲述和友人回忆才逐渐为人所知。根据白先勇的记述，他这位姐姐性格一向刚烈，抗战时期在重庆念书，日军空袭时，满城学生都躲进防空洞，唯有她一个人“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校舍大门口，抬头数日本飞机”，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像极了父亲白崇禧。
可就是这样一个刚强的女子，踏上故土时却怕得发抖。她不敢住酒店，怕身份暴露，便悄悄找到父亲旧部的一位后人，借住在人家家里。桂林市统战部门从一位港商口中得知白崇禧的女儿到了桂林，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出面接待。
白先慧后来说，那一刻她“心一沉”，感觉这下完了，身份暴露了，藏在行李里的那把枪更让她紧张不已，但对方态度极为坦诚，只说：“杨辉先生交代过了，我们接待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他们安排她住进了榕湖饭店，这地方恰恰是当年白崇禧公馆的旧址，父亲“小诸葛”的府邸，如今成了招待归乡游子的地方，历史的安排常比小说还来得戏剧化。
在桂林的那些天，白先慧走遍了父亲当年征战和居住过的每一个角落，她去看了父亲婚礼时所在的礼拜堂，寻访了文昌桥的旧居，还去了白先勇的小说里写到的花桥。
最让她动容的是桂林西山的白家祖坟。白家先祖笃信伊斯兰教，祖坟也依回教规制安葬。经过几十年政治风雨，祖坟居然还在。周围的老居民告诉她，当年有人要来砸坟，村里的乡亲们硬是拦着说：“白崇禧是抗日名将，他的祖坟不能砸。”白先慧跪在祖坟前，哭得站不起来，她从千里之外带回来一包台湾的土和一瓶台湾的水，洒在坟头，仿佛以此告慰父亲那漂泊的魂魄。她还专程去探访了桂林现存的清真寺，去时带了一千美元乜贴，恭恭敬敬为亡故的亲人走了一次坟。

白先慧晚年谈起父亲，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孤独”。她看到父亲在台湾的晚年，是坐在院子里一张藤椅上，树影婆娑，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天边。那种孤独不是清闲，而是一只老虎被关进笼子后的窒息。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小诸葛”，在台湾的岁月里被完全架空，时刻处在特务的监视之下。
有一次白崇禧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拍完以后，照相馆老板神色慌张地跑来问：“老先生，您这照片能不能加洗几张给我留个底？将来万一有人来查，我也好有个交代。”特务监视之严密，已到了人人都心知肚明的地步。白先慧记得，父亲在最后那几年，常常独自一个人对着地图发呆，图上标注的全是广西的山川河流，他反反复复地看，却再也回不去了。

对于桂系和那段历史，白先慧的看法比许多坐在书斋里的历史学家来得更直接、更惨烈，那是她一家人亲身尝过的滋味。
白先慧坚信，父亲一生最自豪的身份，不是“国防部长”，不是“一级上将”，而是八桂子弟兵的带队人。父亲曾对他们兄妹讲过，带广西兵，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只要跟他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我们家门口，广西人不能做亡国奴，这些平日里木讷的山里农民就会拿着简陋的武器，迎着炮火冲上去。
当然，桂系与蒋介石长达几十年的恩怨纠葛，白先慧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心里很清楚，父亲之所以在台湾晚景凄凉，根源就在于蒋桂之间根本无法化解的猜忌。蒋介石对白崇禧，既是利用其军事天才，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北伐时期，蒋介石在给何应钦的密电中就曾说：“白崇禧将来必为党国大患。”后来桂系三次逼蒋下野，每一笔账蒋介石都记在心里。四平街之战，东北战局危急，蒋介石派白崇禧去督战，白崇禧指挥杜聿明、孙立人一举击溃林彪主力，正欲乘胜追击直捣哈尔滨，蒋介石却一纸命令让他即刻返回南京，就此功败垂成。白先勇考证此处认为，蒋介石是担心白崇禧再立新功，功高震主。
这种处处掣肘、时时猜忌的处境，白先慧从小在家里就能感受到。父亲偶尔在家里接完电话，会长久地沉默，脸色铁青。那种压抑的气氛，让子女们从小就明白，政治是一把不见血的刀。
她说，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看到国家统一。白崇禧晚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国民党败在自已手里，怪不得别人。”

那次桂林之行，当看到招待单位为她结清那几天在榕湖饭店共计八百多元的食宿账单时，白先慧最深的感触是，自己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地回来，带着一把自卫的枪，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戒备，可是从统战部门到饭店服务员，每个人都把她当成远方归来的乡亲，没有清算，没有羞辱，这让她既感动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