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学教授熊卓为，自家医院做个小手术，7天后死了。丈夫追查发现：主刀、管床、开医嘱的三个“医生”，全都没有行医资格。
 
熊卓为，北大医学教授，北大第一医院心血管研究所研究员，拿过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顶尖的医学人才。
 
2005年底因为腰疼，去自己单位北大医院拍了片子，诊断是腰椎轻度滑脱。骨科主任李淳德说这得手术，问题不大，四天下床，一周出院。
 
2006年1月23号入院，第二天手术。结果术后病情急转直下，1月30号晚上肺栓塞，31号凌晨四点多抢救无效死亡。从手术到走，正好七天。
 
丈夫王建国，北大光华教授，他说跪在抢救室门口求上帝，眼泪都哭干了。但真正让他从悲痛转为愤怒的，是后来的发现。
 
他找来妻子生前的同学——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参与最后抢救。胡院长说救得太晚了，有几道关卡，任何一道堵住都不会死。王
 
建国翻看病历，发现妻子肋骨折断三根，心脏破了，肝脏破了三厘米乘八厘米的口子。抢救时按的。代理律师卓小勤原话：“抢救过程非常粗暴”。
 
一个医学教授，被自己医院的医生按断肋骨、按破心脏肝脏。
 
接下来查的东西更让人头皮发麻。王建国把病历上所有医生名字拿去查资质，发现负责观察、诊疗、抢救的三位主治医生，段鸿洲、于峥嵘、肖建涛全都没有行医资格。
 
三个人都是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最后的死亡证明，是于峥嵘开的。主刀、管床、开医嘱的三个“医生”，没一个有证。
 
《执业医师法》写得明白，未经注册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北大医院承认他们是学生，但说病人死于术后并发症肺栓塞，跟学生行医没关系。
 
我认为这话简直无耻到极点。三个没经验的在校学生独立负责观察、诊疗、抢救，你跟我说跟死亡没关系？熊教授本身是高血凝患者，术后必须用抗凝药防血栓。
 
北大医院麻醉科主任后来发文承认，这个病例是高危病人，容易肺栓塞，但他们没采取任何抗凝措施。
 
胡盛寿也说了，术后处理没有抗凝，直接导致肺栓塞。一个高凝状态的人做骨科手术长期卧床，不给吃抗凝药，连外行都懂的道理，北大医院的“医生”不懂？
 
再往下查，王建国从医院复印病历时发现，病历被改得面目全非。肋骨断了三根这事，在病历里消失了。
 
自己走进医院的被改成坐轮椅入院。死亡时间出现三个不同版本：临时医嘱单写3点30分，死亡志写4点50分，心电图写6点53分。
 
一个死亡时间三个说法，病历被修改不下十处。这叫什么事？全国顶尖的医院干出来的？
 
2009年7月1日，熊卓为死亡三年多后，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定北大医院的诊疗跟死亡有因果关系。
 
法院认定的赔偿金额里，医疗费4.2万，死亡赔偿金49万多，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王建国和他岳母各拿10万。
 
2010年4月北京市高院终审维持原判，北大医院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给出了三条明确结论：手术适应症存疑；围手术期对深静脉血栓认识不足，没有检测、预防；出现肺栓塞后没有及时发现有效处理。不该做的手术做了，该做的预防没做，出事了没救过来。
 
王建国最开始索赔542万，后来觉得75万太少，因为妻子是澳大利亚籍，长期居住在新加坡，应该按国外标准赔。但法院认为她生前工作生活在北京市，就按北京标准算了。一条命，七十五万。王建国说这笔钱要全部捐给社会。
 
我个人觉得，这事最可怕的不在于几个学生没证，而在于整个医院系统的集体失守。从手术决策到术后监护到抢救到病历管理，每个环节都犯错，每个环节都掩盖。
 
李淳德主任有没有责任？当然有。但把三个在校学生推到一线独立处置高危病人，背后是整个科室管理混乱。
 
北大医院事后说于峥嵘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但北京市卫生监督所2008年现场检查发现，病历里根本没有上级医师指导这三名实习生的签字。
 
有证没证一回事，没人带是另一回事。而且这个“有证”也经不起推敲。于峥嵘拿的是医师资格证，不是执业证，按法律规定没有执业证就不能独立执业。
 
医院拿卫生部一个批复文件来给自己开脱，说“非本人原因导致未获得执业证书前不算非法行医”，但那个批复的前提是“在上级医师指导下”。病历上根本没有上级签字，这叫什么指导？
 
更让人后怕的是，这事不是孤例。代理律师孙万军说手里三个案子都涉及北大医院非法行医，一个案子涉及八个医生无证行医，另一个十二个，最近一个新案子竟然有三十四个没证医生给同一个病人看过病。三十四个。全国顶尖的医院，搞成这样。
 
一个能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医学教授，死在可以不做的刀下，死在几个在校学生手里，死在自己医院的抢救室。肋骨断了，心脏破了，肝脏裂了。
 
死亡时间三个版本，病历改了十几处。这事过去这么多年，想起来还是堵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