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钱不用我还，政绩归我，烂摊子留给后任！”贵州六盘水，李再勇在当“一把手”那几年，为了出政绩、求升迁，脑子一热就举债1500多亿，强行上马了23个旅游项目。结果，16个项目成了摆设，白搭进去9个多亿利息。他后来自己都承认，当时想的就是“反正借钱不用我还，过几年一拍屁股走人，烂摊子甩给后任”。这种“击鼓传花”式的玩法，把公家的事当成了击鼓传花的游戏。可“花”总有传不下去的时候，李再勇最终没能甩掉自己种下的恶果，因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法院判处死缓。

据悉，2011年至2017年，李再勇身处当地市委书记的要职。

彼时的他，或许眼中看到的，是连绵的山峦可以变成金山银山，是落后的面貌可以在一夜间焕然一新。

他急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急于用看得见的“政绩”铺就晋升的阶梯。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一个宏大的蓝图在他心中展开，要旅游兴市，要大干快上。

于是，不顾六盘水作为一座山区城市财政的实际承载能力，一场举债的狂欢拉开了序幕。他大手一挥，推动上马了23个旅游项目，而支撑这些项目的，是高达1500余亿元的巨额债务。

他并非不知风险，但一种扭曲的逻辑给了他“勇气”。

在日后的忏悔中，他说出了一句极具代表性的“大实话”：“如果当时我借的这笔钱要由我来还，我肯定不会去借，但是由政府来还我就去借了，反正过几年一换岗位，一拍屁股走人，后边继任者谁来接谁承担责任，有点击鼓传花的味道。”

在李再勇看来，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可以无限透支的“钱包”，而接任者则是那个注定要接到“花”的倒霉蛋。

他并非不懂得经济规律，而是选择性失明；他并非不知道风险，而是算了一笔“聪明”的账，收益（政绩）归自己，风险（债务和烂摊子）归后人。

然而，“花”终有传不下去的时候。当李再勇在2017年离任六盘水，前往省城担任要职，甚至官至省政协副主席时，他留下的“礼物”开始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那23个寄托着他“旅游兴市”梦想的项目，超过三分之二即16个项目，因为脱离实际、缺乏效益，沦为低效闲置资产，仅仅是为这1500多亿债务支付利息，就造成了9亿余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李再勇案发后，2023年3月，他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随后，检察院以受贿罪及滥用职权罪对其提起公诉，法院对依法进行了审理。

法庭上，检察院指控，李再勇明知地方财政无力承载，仍为个人政绩盲目举债1500余亿，致16个项目烂尾、9亿利息损失，主观上放任危害结果，客观上滥用职权，构成滥用职权罪；其收受巨额财物，受贿罪成立。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案中，李再勇在工程承揽、项目推进中，利用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受巨额财物，构成受贿罪。

鉴于其收受贿赂的数额远超“特别巨大”标准，依法适用法定刑罚标准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

同时，《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具体到本案，李再勇在明知六盘水市财政无力承担的情况下，仍强行举债1500余亿元推动23个旅游项目，其中16个项目被列为低效闲置，仅利息损失即达9亿余元。

其本人供述“反正借钱不用我还，过几年一拍屁股走人”，足以证明其主观上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符合滥用职权罪“故意”构成要件。

而该行为并非因市场变化导致的决策失误，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权力滥用。

所以，李再勇构成滥用职权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在三年到七年有期徒刑判罚。

结合司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当数罪并罚。

不过，《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就本案而言，法院可能鉴于李再勇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认罪悔罪，且部分赃款已追缴，综合考量后认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最终，法院对李再勇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两年，以观后效。

这个案子告诉我们，当干部不能把公家的事当“击鼓传花”的游戏。法律不会因为调了岗位就既往不咎。干部可以换，责任不能断。

任何人把权力当儿戏、把血汗钱当赌注，哪怕传出去的花，迟早还得接回来，接不回来的时候，等着的就是法律的铁拳。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