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这句硬邦邦的话出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

她说得明白：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够不上判刑？那就高额罚款，罚到讹人者长记性。

这话能冲上热搜，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大家不想做好事”，而是“做好事太容易倒霉”。
 
往太多真实案例，让普通人的善意，一次次付出惨痛代价。其中福建莆田两名初中生扶老人被讹的事件，最让人唏嘘，也最能印证李玫瑾教授这番建议的必要性。
 
事发当天，两名十几岁的女生骑着电动车正常通行，路上偶遇一位骑行自行车的老人意外摔倒。路面干净平整，没有车辆剐蹭痕迹，老人纯粹是自身操作失误摔倒在地。两个孩子心地善良，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停车上前搀扶老人，还贴心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全程温柔耐心，没有半点敷衍。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纯粹的善意，转眼就被狠狠践踏。老人站稳缓过神后，当场变了说辞，一口咬定是两名女生骑车撞到自己，才导致自己摔倒受伤。紧接着，老人及其家属直接向两个孩子的家长索要高额赔偿，张口就是数万元的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
 
两个孩子瞬间被吓得手足无措，明明是救人的善举，转眼就变成了“肇事全责”。家长又气又无奈，百口莫辩，只能四处奔走求证，只为帮孩子洗清冤屈。在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佐证的初期，舆论和压力全都压在了施救者身上，孩子甚至因为这件事产生心理阴影，不敢再轻易帮助陌生人。
 
万幸的是，事发路段的路面监控完整记录了全过程。监控画面清晰显示，两名女生的电动车自始至终没有和老人的自行车发生任何接触，老人摔倒完全是个人原因，和两名施救的学生没有半点关系。铁证如山之下，老人和家属的讹诈说辞不攻自破。
 
但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却让无数网友倍感寒心。真相大白后，讹人的老人仅仅是口头道歉，没有任何经济处罚，更没有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番恶意讹诈之后，全身而退，零成本收场。反观两名无辜的孩子，无端承受了委屈、恐慌和舆论压力，家长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维权，最后却连一句诚恳的道歉都没能换来。
 
这不是个例，而是多年来扶人被讹事件的普遍现状。绝大多数类似纠纷，最后都会以“双方和解”“口头批评教育”收尾。讹人者拿捏住“年纪大、罚不动、判不了”的漏洞，肆意消耗社会善意，就算恶意索赔失败，也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最坏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极其畸形的社会风气：救人有风险，讹人无成本。普通人的善意成了最廉价、最容易被拿捏的东西，越来越多人被迫收起善心，选择冷眼旁观，这也是“扶不扶”成为全民难题的核心根源。
 
也正是看透了这种屡禁不止的乱象，深耕刑侦与社会治理多年的李玫瑾教授，才抛出了这番极具争议却深得民心的硬核建议。不同于网上泛泛而谈的道德呼吁，她的观点直击问题本质：道德约束治标不治本，想要根治讹人乱象，必须抬高作恶成本，用刚性规则守住社会善意的底线。
 
很多人疑惑，为何轻微讹诈难以入刑，却必须高额罚款？从法律层面来看，多数扶人被讹的纠纷中，当事人的恶意索赔金额、情节恶劣程度，往往达不到敲诈勒索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无法判处刑罚。这就导致大量恶意讹诈行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明明有错，却无法追责。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恰好填补了这一执法空白。不纠结于“是否判刑”，而是聚焦于“是否追责”。对于无证据却恶意天价索赔的行为，即便免除刑事处罚，也必须予以高额经济惩戒。罚款的核心目的，从来不是惩罚，而是警示。让每一个妄图讹诈好人的人明白，消耗善意、颠倒黑白绝非零成本，一次恶意碰瓷，就要付出切实的经济代价。
 
更深层次来看，这番建议也是在重塑社会的善恶规则。长久以来，这类纠纷一直存在举证误区，常常让施救者自证清白，一旦没有监控和证人，好人就容易蒙受冤屈。而李玫瑾教授的观点，变相确立了“谁索赔、谁举证”的原则：无证据的索赔，就是恶意讹诈，理应被追责。
 
这一逻辑的转变，彻底扭转了好人的被动处境，不再让善意背负风险，不再让行善者步步小心翼翼。社会的温暖从来不是靠大众无私奉献堆砌的，而是靠规则兜底、法律护航守护的。只有让作恶者付出代价，才能让行善者毫无顾虑。
 
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落实类似治理思路，多地司法机关对无证据讹诈施救者的行为，不再简单调解了事，而是依法予以惩戒。这也印证了李玫瑾教授观点的前瞻性和实用性。道德可以温柔，但规则必须强硬，唯有严惩恶意讹诈，才能守住人间善意，让“敢扶、愿扶、主动扶”重新成为社会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