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执行难！”陕西西安，一36岁男子在一处工地干电焊，被一根坠落的钢梁砸中，腰椎骨折，九级伤残。公司垫了医药费，可5600元工资却一直拖着。姐姐带着他跑了劳动仲裁，打了两审官司都赢了，可判决下来快两年，老板拉黑电话，一分没给。等终于拿到工伤认定和九级伤残鉴定，再联系公司，对方只一句：“快倒闭了，我在外面打工。”此前，家里父亲因肺癌去世欠着债，哥哥有精神病，母亲在小区扫卫生，11岁的儿子全靠他养活。如今，他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父子俩全靠姐姐一边在饭店打杂一边照应。法律上该认的都认了，可却卡在了最后一步。
 
据悉，王先生出生于1990年，父亲2018年因为肺癌走了，治病欠的债还没还清，哥哥还有精神病在老家，母亲60多岁在小区扫卫生，还有一个11岁的儿子。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从商洛老家远赴西安打工，入职了一家工程公司，做的是电焊工作。
 
2023年10月24日，在某产业园的工地上，王先生正仰着头焊接钢梁节点，突然头顶一根钢梁毫无征兆地脱落，直直砸向他的身体。
 
工友们七手八脚把他从钢梁下刨出来时，王先生已经接近昏迷，代班主管白某某即公司大股东的弟弟手忙脚乱地打电话叫车，人先被就近送到医院抢救。
 
初步诊断，王先生腰部损伤、腰椎骨折、闭合性颅脑损伤轻型、肺挫伤、左侧多发肋骨骨折。
 
可住了没几天，公司的人觉得医疗费用有点贵，就张罗着转院，说是为了治疗更方便，其实就是往收费便宜的医院转。
 
王先生的姐姐王女士不懂这些，觉得只要人能治好，在哪不是治？就这样，王先生被转到了另一家医院，一住就是58天。
 
而经过救治，人是救回来了，可腰却“废”了，蹲不下去，也站不起来，走路时间长了就疼得冒冷汗。
 
经鉴定，王先生劳动功能障碍九级，对一个靠力气吃饭的电焊工来说，这等于断了活路。
 
王先生出事后，他们才发现，这家工程公司，并没有给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住院期间公司倒是把医药费结了，可除此之外，再没有拿出过一分钱。
 
2023年10月份王先生干了24天活，按照日薪算下来该有6800元工资，公司也一直拖着不发。
 
王女士一边在饭店打杂，一边照顾弟弟和侄子，抽空还得跑劳动监察大队，因王先生没签合同，去劳动仲裁的时候工作人员反馈第一步得先确认劳动关系。
 
2024年10月，劳动仲裁委出具裁决书，确认了王先生与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裁决公司支付2023年10月份工资6800元。
 
公司不服，起诉到法院，一审法院维持了裁决，只是工资数额因核算标准略有出入，改判为5600元。
 
公司还是不服，又上诉到二审法院，结果二审维持原判。
 
法律程序走到这一步，王女士一家本以为看到了曙光。可判决生效后，公司那边非但没有打钱的意思，反而把王女士和弟弟的电话全部拉黑了。
 
直到2026年8月，王先生被砸伤已经快三年了，那5600元工资始终分文未结，更别提工伤赔偿。
 
2026年4月，工伤部门出具了工伤认定书；同年6月，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九级。
 
有了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意味着法律上维权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可当王女士试着联系公司负责人白某某时，对方的回复简单又冷酷：“要不到钱，很困难，公司已经快倒闭，我正在外面打工。”说完便挂了电话。
 
记者查询工商信息发现，这家注册资本50万元的小微企业，确实已经被标注为“被执行人”和“限制高消费”，官司缠身。
 
目前，王女士拿着劳动仲裁书、法院判决书、工伤认定书和伤残鉴定书，却不知道该找谁要钱。
 
这意味着，即便现在马上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工伤赔偿，或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5600元工资，执行前景也不乐观。
 
公司账户上没钱，固定资产可能早就处置或抵押了，老板白某某口头宣称“公司快倒闭”，虽然在法律上公司尚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明显处于经营异常状态。
 
有人说，官司赢了，工伤认了，伤残鉴定了，所有法律程序都走完了，可到头来钱还是拿不到。那这个“赢”到底赢了什么？
 
从法律角度，王先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还可以尝试其他路径维权？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
 
王先生接下来可以启动工伤赔偿程序，进入执行程序后，如执行不到钱，可以拿着工伤认定书、伤残鉴定书、劳动关系判决以及法院出具的终本裁定，向相关部门提交先行支付书面申请。
 
只要材料齐全，社保机构审核通过后会把法定工伤待遇先垫付给王先生，之后由社保部门向公司追偿。
 
此外，结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等规定，若王先生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如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不分、公款私用等，可申请法院“刺破公司面纱”追究股东个人责任。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