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7年，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外出偷吃狗肉醉酒酣睡，贴身侍卫受萧道成指使，趁夜将刘昱刺杀。刘昱平日肆意羞辱、戏耍萧道成，轻视这位重臣的野心，不曾料到萧道成早已为自保谋划政变，后来萧道成篡宋建齐。

477年七月，刘昱从建康宫中外出，在寺院弄来一条狗，饮酒吃肉后回到仁寿殿。
夜里，近侍杨玉夫等人趁他熟睡将其杀死，割下首级交给王敬则。王敬则奔赴领军府，萧道成验明首级，随即披甲入宫。

一个皇帝死在寝殿，宫门没有为他关闭，禁军也没有为他追凶。
刘宋的皇权在刀落之前已经失去执行者。

刘昱平日以杀戮驱使左右，临睡前又扬言，杨玉夫若不能按时叫醒自己，便要处死。
这样的威吓在宫中并非偶发。

元徽年间，刘昱多次突然外出，亲手伤人，诛杀沈勃、杜幼文等大臣，连近身侍从也难以预料次日能否活命。宫廷靠恐惧维持秩序，近侍便会把活路寄托在宫门之外。

杨玉夫挥刀时，王敬则早已暗中联络宫人，萧道成也早已安排宫内伺机。

刘昱把贴身护卫逼成了权臣的内应。
宫中人敢于倒向萧道成，还因为刘氏宗室已无力保护幼主。465年，宋明帝刘彧杀死侄子刘子业，自立为帝。

此后，他又相继除掉建安王刘休仁、晋平王刘休祐等兄弟，拥立有功者也未能保全。

472年刘彧病死，刘昱即位时年幼，能够辅政、领兵、镇守州郡的近支宗王已经大批死亡。刘氏子弟剩下的选择越来越少，留在建康可能被猜忌，出镇地方又容易被逼反。

这种局面很快反噬朝廷。474年，桂阳王刘休范从江州起兵，兵锋直指建康；476年，建平王刘景素又在京口举兵。

两场叛乱都以刘氏宗王为号召，却没有形成保护皇室的力量，反而把朝廷对军人的依赖推到更高。
宗室本应分担皇权风险，宋明帝留下的却是一批互相防范、随时可能被清算的王爷。刘昱坐在皇位上，身边已经没有能够与外姓将领抗衡的家族支柱。

萧道成的权力正从这些叛乱中长出来。
刘休范进逼建康时，他在新亭组织防守，又派张敬儿、黄回潜入叛军营中杀死刘休范。战后，他焚毁投敌者名册，免去大批人的追究，既收兵心，也收人情。

刘景素之乱被平定后，萧道成与袁粲、褚渊、刘秉并列“四贵”，又掌中领军，禁军调动和宫城宿卫都绕不开他。刘昱可以羞辱萧道成，却无法撤去他手中的兵。

两人的力量差距因此越来越反常。

刘昱有皇帝名号，行动却依靠一时兴起；萧道成是臣子，已经掌握宿卫、将领、宫人和朝臣之间的联络。刘昱曾到领军府，以无镞箭射中萧道成腹部，又多次逼近其府第。每一次羞辱都在提醒萧道成，继续等待可能先丢性命。

萧道成没有逃往外镇，也没有仓促举兵，他选择留在建康，把宫内近侍变成最短的行动线。

刘昱死后的处置更能看出双方准备的差别。

萧道成入宫后，立即借太后名义废刘昱为苍梧王，迎立安成王刘准。

王敬则持刀压住朝议，褚渊站到萧道成一边，袁粲虽有异议，却无法控制宫门与禁军。

皇帝被杀后的数个时辰内，新君、诏令、宿卫和政务次序全部重新安排。一次宫廷刺杀能够迅速完成废立，靠的是萧道成早已握住朝廷运转的关节。

萧道成仍不能立刻称帝。
袁粲控制石头城，沈攸之镇守荆州，二人分别占据建康要塞与长江上游兵力。

477年冬，袁粲谋攻萧道成，计划泄露后兵败被杀；沈攸之随后以勤王为名东下，久攻郢城不克，江陵又被萧道成一方夺取，最终败亡。两股反对力量各有名望和兵马，却缺少共同指挥，也无法重新建立对刘氏皇帝的服从。

刘宋最后的抵抗仍是各自为战。

479年，宋顺帝刘准禅位，萧道成建立南齐。
从刘昱被杀到改朝换代，只隔了两年。刘昱的残暴加快了政变，却没有单独制造萧道成的胜利。

刘彧屠戮宗室，刘休范、刘景素接连起兵，朝廷反复借萧道成平乱，禁军和宫人又在恐惧中改换依附，几股力量叠在一起，皇位才会在一夜之间失去保护。

仁寿殿里的刀解决了刘昱，刘宋的覆亡早已由多次选择累积完成。

皇帝把亲族当作威胁，把近侍当作刑具，把平乱大权交给同一名将领，最终留下一个名义仍属刘氏、命令却由萧道成执行的朝廷。

两年后，刘准被送出宫门，刘宋国号消失。萧道成取得天下时，少年皇帝那一夜的疏忽只占极小一部分。

刘氏皇权此前已把能够保护自己的每一层力量逐一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