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冲到机场，用枪顶在国安局局长的肚子，激动地说：“你马上让飞机起飞，不然我毙了你！”
飞机已经关上舱门，却迟迟没有起飞。
台北松山机场里，工作人员忙着传递命令，航班上的旅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真正让这架飞机停下来的，不是机械故障，也不是天气，而是一场从蒋家内部一路闹到机场的家庭矛盾。更麻烦的是，赶来处理事情的人，是时任台湾地区“国安局”负责人王永澍。
事情绕不开汪长诗。
蒋孝武年轻时到欧洲读书，在瑞士日内瓦认识了汪长诗。两人在1968年前后结婚，后来有了一儿一女，女儿蒋友兰出生于1972年，儿子蒋友松出生于1973年。表面上看，这是蒋家第三代中较早建立家庭的一支，可夫妻关系后来并不稳定。
两个人性格和生活方式上的矛盾越来越多，争吵也逐渐频繁。汪长诗在欧洲长大，对台湾地区蒋家那套生活环境并不完全适应；蒋孝武年轻时脾气又急，两人的关系因此不断恶化。
到1970年代后期，这种矛盾终于冲出了家门。
那一次，两人大吵之后，汪长诗拎起行李直接去了松山机场，准备离开台湾地区。蒋孝武当时也在气头上，不但没有追出去劝阻，反而任由事情继续发展。真正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是他的弟弟蒋孝勇。
蒋孝勇把消息告诉了蒋经国。
在蒋经国看来，儿媳就这样带着怒气离开，一旦夫妻关系彻底破裂，事情会越来越难处理。他没有让蒋孝武自己去解决，而是直接找到了王永澍，要他赶往机场设法拦住汪长诗。
这个安排本身就让一件家事变了性质。
王永澍并不是蒋家的私人秘书。他从1972年开始掌管台湾地区“国安局”，手里负责的是情报和安全事务。可这一次，他接到的任务却是赶到机场，阻止一个因为夫妻争吵准备离开的女人登机。

等王永澍赶到时，已经晚了一步。
汪长诗已经上了飞机。于是王永澍转而通知机场方面，暂时不要让这架飞机起飞。航班突然被扣住，工作人员不知道家庭内情，乘客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场很快紧张起来。相关叙述中甚至提到，一些旅客一度以为机场发生了劫机之类的突发事件。
就在这个时候，蒋孝武出现了。
他已经听说飞机被拦，也知道是谁出的面。如果只是普通夫妻矛盾，到这里本来还有转圜余地，可蒋孝武没有选择坐下来谈。他带着枪赶到机场，径直找到王永澍。
接下来的一幕，让周围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蒋孝武把手枪顶住王永澍的腹部，要求立刻撤销拦截，让飞机起飞，并当面放话：“你马上让飞机起飞，不然我先毙了你！”后来央视网和中新网转载的蒋家相关历史叙述，都记下了这一细节。
这时候最难办的人，其实是王永澍。
站在他面前的是蒋经国的儿子，而让他扣住飞机的人又是蒋经国。继续拦，枪口就在身上；立即放行，又等于没有完成原来的任务。更何况这里还是机场，一旦争执升级甚至枪响，事情马上就会失控。
王永澍最终选择了缓和局面。
他没有和蒋孝武争抢手枪，而是一边安抚，一边答应让航班恢复起飞。飞机随后离开松山机场，汪长诗也就这样离开了现场。这场看起来已经顶到枪口上的冲突，最终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可事情并没有随着飞机升空马上结束。
蒋孝武把怒气转向了弟弟蒋孝勇。他认定，如果不是弟弟把事情告诉父亲，王永澍就不会赶到机场拦飞机。相关记载中提到，他甚至准备再去找蒋孝勇算账，王永澍则赶紧通知蒋孝勇暂时避开。
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当时的蒋孝武并不是经过冷静判断后拿枪，而是在连续的情绪刺激下越来越冲动。家庭争吵、父亲介入、弟弟告知消息，再加上飞机被扣，几股矛盾叠在一起，最后全部集中到了机场。

偏偏那几年，又是蒋孝武事业上升很快的时候。
1975年荣电公司成立后，他担任首任董事长；1976年进入广播系统，1979年前后又被安排接触台湾地区安全事务，1980年出任中广公司总经理。也就是说，机场拔枪时，他早已不是一个远离权力圈生活的普通家庭成员。
这也让机场事件留下的影响更加明显。
后来不少关于蒋家的记述，都把这件事看成蒋孝武人生中的一道分水岭。原因并不复杂：一个人在家里发脾气是一回事，在公共机场拿枪逼迫负责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暴露的不只是夫妻关系破裂，还有蒋孝武处理冲突时缺少克制的问题。
此后几年，蒋孝武仍然担任重要职务，并没有因为机场事件马上离开权力圈。但他的政治发展并没有按照外界早先想象的路线一直向上。1986年，他前往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此后工作重点逐渐转向海外。
1990年，蒋孝武出任台湾地区驻日代表。台湾地区有关部门保存的当年记录显示，1990年2月举行驻外人员会议时，名单中已经明确列有“驻日代表蒋孝武”，同年的档案也留下了他赴日履新的记录。
他的生命最后停在1991年。
那年蒋孝武结束驻日工作返回台北，原本准备接下新的工作，却在7月1日突然去世，终年46岁。也就是说，从松山机场那次持枪冲突到他的生命结束，只过去了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