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史》到《虐恋亚文化》：100年中国人如何面对欲望与禁忌
1923年的冬天，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在当时极具争议的事情。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竞生，在《京报》刊登了一则广告：
《一个寒假最好的消遣法》。
这不是招聘，也不是征文。
他想邀请普通人讲述自己的性经验，用于学术研究。
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将“性”视为私密甚至禁忌的话题。
但张竞生认为：
如果人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研究它，就和研究婚姻、家庭、心理一样具有价值。
几天之内，他收到两百多封来信。
有人谈自己的身体体验，有人描述婚恋困惑，也有人讨论性欲、习惯和心理。
这些文字后来成为《性史》的重要素材。
一个教授，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
1926年，《性史》正式出版。
它出现的时代非常特殊。
那是一个旧制度瓦解、新思想涌入的年代。
一边是传统伦理仍然强大；
另一边是“五四”之后，人们开始讨论：
个人、爱情、婚姻、身体。
《性史》的出现，正好撞上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矛盾。
支持者认为：
这是中国第一次尝试用科学方式讨论人的性心理。
反对者则认为：
这种讨论会破坏社会风气。
有人攻击张竞生“鼓吹淫乱”，甚至称他为“卖春教授”。
学校和社会压力之下，他最终离开北大。
但有趣的是：
越是禁止，越容易传播。
《性史》在民间不断流传。
它真正引发的，并不仅仅是关于性的讨论。
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人正视自己的欲望？
禁欲时代里的地下阅读
几十年后，中国进入另一个特殊时期。
1966年以后，社会强调集体主义和革命理想。
个人情感被压缩。
爱情、身体、欲望，都成为需要被严格管理的话题。
但人的本能不会消失。
越是被压抑的东西，有时越会通过隐秘方式存在。
1968年，年轻知青潘绥铭在农场偶然读到一本手抄本小说《少女的心》。
这本书后来被称为“文革时期流传较广的禁书之一”。
多年以后，潘绥铭回忆：
这本书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人的身体、欲望和心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后来，他成为中国性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中国性社会学的艰难起步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重新开始讨论个人价值。
1980年代，潘绥铭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他尝试开设性社会学课程。
在当时，这依然是一件极具争议的事情。
有人认为：
大学不应该讨论这些问题。
但潘绥铭坚持：
如果年轻人面对性问题，却没有科学知识，那么教育的缺失只会带来更多问题。
他的观点在当时非常大胆。
“虐恋”进入中国学术视野
1988年前后，性心理研究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学术领域。
李银河参与相关研究，并推动了“虐恋”等概念的中文传播。
所谓虐恋（Sadomasochism），并不是简单等同于暴力。
现代心理学更多关注：
权力关系、心理需求、情感互动以及双方同意。
1998年，李银河出版《虐恋亚文化》。
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鼓励某种生活方式。
而在于：
第一次有人尝试把一个长期隐藏在社会阴影中的群体，放入学术研究框架。
100年的争论，其实一直没有结束
从张竞生的《性史》，到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
中间过去了近一个世纪。
中国社会对于性的态度，也经历了巨大变化。
从公开禁忌，到逐渐讨论；
从道德审判，到尝试理解。
但争论一直存在：
传统伦理如何面对个人自由？
社会规范如何面对人的欲望？
科学研究如何面对敏感领域？
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消失。
因为“性”从来不只是身体问题。
它连接着：
爱情、家庭、权力、文化，以及一个社会如何看待“人”。
100年前，张竞生因为讨论性而被攻击。
100年后，人们依然在讨论类似的问题。
也许真正值得研究的，不只是“性”。
而是：
一个文明，是否有勇气理解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