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向毛主席提议，要在中原打一次大仗。主席问：多大的仗？粟裕回答道：一次歼敌60万的。主席说：你这是一种伟大的骄傲。粟裕依然坚持自己的提议。主席说：如果你感觉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只好另换统帅。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已经开到了濮阳一带。
部队来这里不是准备长期驻扎，而是在为渡江南进做最后整训。按照原先部署，一纵、四纵、六纵将择机进入江南，在国民党军后方展开机动作战，把一批中原敌军吸引过去。
也就是说，南下已经不是纸面上的计划，部队实际上已经动起来了。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粟裕越来越觉得，中原这盘棋还有另一种下法。
他的想法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早在1948年1月22日，他便给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发出长电，提出与其把力量进一步分散，不如考虑在中原集中兵力，寻找机会打几个真正有分量的大歼灭战。1月27日，中央仍要求三个纵队准备南下，并设想以此吸引敌军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
粟裕没有因此停下南进准备。
2月以后，部队按照命令向鲁西南方向移动，3月16日前后抵达濮阳地区。恰恰是在认真研究怎么过江、过江以后怎么打的过程中，他对风险看得越来越具体：三个纵队一旦深入江南，远离根据地，粮食、弹药、伤员转运都会变得困难，中原现有的集中兵力优势也会被削弱。
另一边，国民党军虽然在中原摆着重兵，却有一个明显问题——部队很多，却不可能永远挤成一团。
铁路要守，城市要守，交通线也要守；一个地方遭到攻击，别处就得派兵增援。粟裕看中的正是这种运动过程。他想做的不是正面撞向几十万敌军，而是逼对方移动，再从移动中找到空隙，把一个兵团、一个集团分开吃掉。
4月18日，粟裕再次致电中央军委。
这一次，他把意见讲得更加明确：三个纵队暂缓渡江，继续留在黄淮地区，依托现有条件集中打大规模歼灭战。提出这个意见意味着承担巨大责任，因为渡江方案已经研究和准备了很长时间，前线指挥员要求改变部署，必须拿出足够充分的战场理由。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陈毅、粟裕等人参加。粟裕把自己的判断当面讲开，从敌军部署、己方兵力，到后勤条件和作战空间，一项一项说明为什么眼下留在中原更有利。
这场讨论后来之所以被反复提起，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那些流传甚广的将帅对话，而是最终作出的决定：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先把力量集中起来，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解决在长江以北。
但方案得到同意，只代表获得了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真正的答案还得从战场上找。
6月17日至7月6日，豫东战役展开。华东野战军一度攻克开封，随后转向睢杞地区作战，整个战役歼敌9.3万余人。这个数字放到当时尤其有分量，因为它意味着华野已经能够驾驭比过去复杂得多的大兵团作战，攻城、打援、围歼和转移能够连续进行。
更值得注意的是，粟裕没有因为战果扩大就一味硬打。
当各路国民党援军不断靠近，部队连续作战后已经十分疲劳，他及时收兵。能发现机会是一种本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同样是大兵团指挥必须具备的判断。豫东这一仗因此不只是赢了九万多人，更重要的是验证了“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这条路确实走得通。
两个月后，战场又跨了一大步。
9月16日至24日，济南战役进行。华东野战军把兵力分成攻城和打援两大部分，经过八昼夜作战攻克济南。原本准备从徐州方向北援的国民党几个兵团迟迟没有形成有效行动，这个现象被粟裕敏锐地抓住：对方重兵集团虽然庞大，但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在不利条件下主动决战。
9月24日，济南战役接近结束时，粟裕便向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
此时他最初设想的范围还没有后来那么大，主要目标是黄百韬兵团以及淮阴、海州方向之敌。随着局势变化，战役计划不断扩大。11月6日战役打响，11月16日又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
战役一直打到1949年1月10日。
人民解放军约60万人面对国民党军约80万人，最终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5.5万人。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以及杜聿明集团先后被分割、包围和解决。年初还在讨论“中原到底能不能打大仗”，一年之后，战场已经给出了答案。
我认为，城南庄这段历史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一个将领敢不敢坚持，而是他的坚持到底建立在什么东西上。粟裕不是因为个人胆子大，就要求改变已经部署好的行动；他是在部队已经开始为南进做准备的情况下，把补给、兵力集中程度、敌军调动规律和中原战场的变化重新算了一遍，才一次又一次提出意见。中央最后接受调整，也不是简单地“谁说服了谁”，而是把全国战略和一线实际重新放到一起衡量。从豫东的9万余人，到济南攻坚，再到淮海的55.5万人，战争规模是一层一层放大的。真正值得记住的，正是这种既敢想大仗，又肯用一场场实战把判断做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