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出来，整个中国都哭了。但在所有悲痛的人里，钱学森的反应，最让人破防。
真正能说明钱学森当时心情的，不是某个被反复渲染的表情，而是七天后见报的一篇文章。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写的《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这位平日里习惯用公式、数据和试验结果说话的科学家，在文章里一遍遍回望往事，字句不长，分量却很重。
消息正式播出是在9月9日下午。广播声落下后，全国许多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安静下来。人们佩戴黑纱、设置灵堂，向北京方向寄托哀思。钱学森也参加了悼念活动，连续三天守灵。9月18日，他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同首都各界群众一起参加追悼大会。
这种悲痛为什么落在钱学森身上，会显得格外深？答案并不只在1976年的那几天，而要从二十一年前说起。1955年，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为了这一天，他经历过拘留、监视和长达五年的阻留。踏上归途时，他已经是国际上有影响的空气动力学和火箭专家。
可他回来的地方，并没有完整的导弹工业，也没有现成的航天队伍。许多设备要自己造，专业人才要重新培养，连发展路线都需要一项项研究。钱学森没有把归国当作人生终点，而是把它看成另一段艰苦工作的起点。他参与创建力学研究机构，也为我国导弹、火箭事业提出系统方案。
1956年初，他提交了有关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随后，导弹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一批从不同单位调来的年轻人开始接触过去很少有人学过的专业。钱学森既讲技术，也讲怎样组织大工程。他明白，仅靠一两位专家，不可能托起一个国家的航天事业。
当时的科研条件谈不上宽裕。实验场地、仪器材料、加工水平都有短板，很多资料又不能从国外直接得到。科研人员只能边学边干，把大目标拆成一个个小问题。钱学森常做的事，就是把不同专业的人组织起来，让结构、动力、控制和材料等环节能够彼此衔接。
1956年以后，钱学森先后六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对他来说，这些会面最重要的意义，不是个人受到多高的礼遇，而是国家最高层明确告诉科技工作者：新中国需要尖端科学，也愿意集中力量支持他们做过去没有条件做的事。

有一次谈到培养年轻科技人员，有一次谈到科学前沿，还有一次谈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钱学森后来回忆，每次见面都使他更清楚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科学家最怕方向模糊，也最珍惜信任。国家把重大任务交给他，他便把这种信任压进一次次计算、论证和试验里。
早期条件有多难，今天的人很难完全体会。一个技术环节出错，可能让整个试验推倒重来；一种材料不过关，后面的设计就无法继续。钱学森既要研究总体方案，又要带队伍、定标准、解决跨部门协作问题。他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常常不是完成某一道题，而是让复杂工程能够顺利运转。
1960年，我国第一枚仿制近程导弹发射成功。此后，导弹技术逐步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这个转变并不只是换了一套图纸，而是意味着中国科研人员开始建立自己的设计方法、试验体系和人才梯队。钱学森参与推动的，正是这种从无到有的整体能力。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中国从此有了第一颗自己研制的人造地球卫星。几天后的5月1日，钱学森和卫星工程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接见。那一刻，十五年前的归国选择有了看得见的回答：中国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把卫星送入太空。
所以，到了1976年9月，钱学森失去的不只是一位曾经接见过自己的领导人。在他的记忆里，个人归国、人才培养、导弹起步、卫星上天，这些事情都和新中国早期科技事业的艰难探索连在一起。那份哀痛里，有感念，也有对一段创业岁月的回望。
他在纪念文章里没有大篇幅讲自己的成绩，也没有把重点放在苦难上。他反复写的是教诲、方向和力量。这很像钱学森一贯的性格：不愿把自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却始终把国家需要摆在前面。对他而言，受到信任之后，最合适的回答不是漂亮话，而是把事情干成。
追悼活动结束后，钱学森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此后多年，他继续参与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重要工作，也把系统工程的思想推广到更广的领域。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回看他的一生，1955年的归来、1970年的卫星升空、1976年写下的悼念文章，其实是一条完整的线：先作出选择，再承担责任，最后把个人感情变成长期不变的行动。

钱学森的反应之所以让人难忘，不是因为它多么戏剧化，而是因为一个一向克制的人，在重大离别面前留下了少见的深情。他没有停在悲伤里，也没有让纪念只剩仪式。对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来说，最朴素的怀念，就是继续把国家交付的事业做好，把没有走完的路一步一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