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消费真的不足吗，那为什么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因为我们只会“活着”，还没真正学会如何“生活”。如果打开新闻客户端，我们会看到满屏都是“消费降级”“内需疲软”的焦虑；打开统计年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的确在放缓。
 
但如果把目光从宏观数字上移开，看看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客厅里的家电手机、马路上的绿牌汽车，大伙会发现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画面：中国居民的消费，在很多维度上已经悄悄追平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先说吃。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早在2021年，中国每日人均蛋白质供应量就达到了124.61克，美国为124.33克，韩国为108.31克，日本为91.99克。很多人一听就懵了：中国人吃肉明明比美国人少，蛋白质怎么可能反超？
 
这恰恰是刻板印象在作祟，我们习惯用“吃肉多不多”来判断饮食水平，却忽略了蛋白质来源的多样性。中国肉类消费确实低于美国，但鸡蛋、水产品和豆制品的摄入量把总盘拉了回来。
 
2025年，中国蔬菜总产量突破8亿吨，中国人均蔬菜年消费量约‌146公斤‌，登顶全球，美国约117公斤，韩国约‌45公斤，日本约‌42公斤‌。这意味着中国人在“吃”这件事上，不是节俭，而是结构不同。我们是用更便宜的植物蛋白和水产，拼出了更高的营养总量。
 
同样的逻辑在耐用品消费上更加明显。手机、家电、汽车的普及率在中国并不低，新能源车渗透率更是全球领先；住房方面，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部分欧洲国家；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居民的实际使用强度同样不弱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把这些事实摆在一起，大伙会看到一幅和“消费不足”完全相反的画面：东西在买，房子在住，医院在跑，学校在念。所以，我们的问题从来不是“不买、不用、不花”，而是这些实打实的消费，在统计上没有转化成足够高的名义金额。
 
问题出在哪？出在消费的“质”。同样是吃，美国人花在餐厅、外卖和半成品上的钱远超中国，中国人更多是买生鲜食材回家做饭，钱花得更少，吃得更扎实；
 
同样是住房，中国家庭自有率极高，但围绕居住的物业管理、装修设计、家政服务等衍生消费占比偏低；同样是出行，中国消费者偏爱性价比高的国产新能源车，而非溢价更高的豪华品牌。这就像一个擅长“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持家能手，精打细算把日子过好，却被人指责“不会花钱”。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消费结构本身。维持肉体续命的消费，也就是“活着”，吃得再饱、穿得再暖，也很难拉动经济循环的高阶增长。真正能托起一个消费强国的，是那种有钱有时间，为了一场毫无生产力、纯粹买个自己高兴的消费：
 
看一场话剧、逛一次博物馆、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为某个不实用但可爱的小物件掏钱包。西方消费社会学里有个著名观点：消费的本质不是消耗物品，而是生产意义与身份认同。从19世纪巴黎的拱廊街到20世纪美国的购物中心，消费主义始终伴随着休闲时间的延长和符号价值。
 
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生存型消费占比较高，体验型消费才刚刚起步，奢侈品消费倒是不少，但那是符号消费，未必等于幸福消费。
 
这里有个特别扎心的例子——游戏。一台手机、一个账号、几十块钱月卡就能获得几十小时的快乐。相比之下，一场音乐会门票动辄几百上千，一次远途旅行更是时间和金钱的双重考验。但即便是游戏这种性价比最高的娱乐方式，也被很多家长当成“精神鸦片”来批判。就这，何谈“更高级”的娱乐？
 
其实，古代中国并非只有节俭一脉，宋代城市里的瓦舍勾栏、酒楼茶坊鳞次栉比，市民花钱看戏、听书、斗茶，那是一种相当发达的体验消费；明代江南文人热衷于造园、赏画、品茗，同样是不事生产的“风雅消费”。
 
近代以来，由于长期的物质匮乏，我们形成了一种“消费=浪费”的集体潜意识，对享乐型消费持怀疑态度。这种“警惕消费主义”的惯性，叠加社会保障体系仍待完善、房价教育医疗支出预期较高，直接导致居民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
 
中国居民消费真的不足吗？从实物消费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从体验消费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不是不想“悦己”，而是不敢；不是不懂浪漫，而是被生存压力和社会观念束缚了消费的想象力。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我们不会消费，而是我们的消费结构被扭曲了。我们用996换来的工资，一半交给了钢筋水泥，一半存进了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这不是消费不足，这是消费被“锁”住了。
 
要解开这把锁，光靠发消费券、搞大促没用。得让大伙敢花钱、敢做梦，而不是在35岁危机和房贷焦虑里，把“诗和远方”活成了“苟且和账单”。否则，再大的市场，也装不下一个被现实压弯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