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决朱君友，可朱君友被带出牢房后却发现，负责押他上刑场的2名特务竟频繁朝他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

随着解放军不断向西推进，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逃到成都后，认为大势已去，却仍决定在撤退前制造最后一场血腥镇压。

他亲自批准了一份三十六人的处决名单，批示只有四个冰冷的字——“一律枪决”。朱君友的名字，就赫然写在其中。

朱君友出生于成都一个富裕家庭，家境殷实，却没有沉迷于安逸生活。

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后来成为民盟成员，长期为中共地下组织传递情报、筹措经费。

白天，他像普通市民一样穿梭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夜晚，他则偷偷收听广播，把重要消息整理后秘密送给地下党。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让他养成了沉稳谨慎的性格。

一天夜里，朱君友携带情报经过玉带桥附近时，突然遇到保密局特务设卡搜查。面对突如其来的检查，他还没来得及销毁文件，情报便被搜了出来。

特务们如获至宝，当场将他五花大绑。

很快，他被押进将军衙门四川省特委看守所。

在那里等待他的，不是普通审讯，而是一轮又一轮严刑逼供。

昏暗的刑讯室里，皮鞭抽打、竹签夹手、冷水浇身几乎成了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特务不断逼问地下组织名单、联络方式以及民盟成员情况，只要他说出一个名字，就能保住性命。

可朱君友始终只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

一句话，换来的是更残酷的折磨。

有时，他被吊在横梁上一整夜；有时，昏迷后又被冷水泼醒继续审讯。等再次被拖回牢房时，他早已浑身血污，几乎站立不稳。

狱友们看着遍体鳞伤的朱君友，都劝他说几句保命。

他却只是轻轻摇头。

“别人信任我，我不能害他们。”

12月初，狱卒拿着名单来到牢房。

他大声念出几个名字，其中便有朱君友。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名单。

朱君友反而异常平静。

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棉衣、一双布鞋送给身边身体最虚弱的狱友，又把身上一块保存多年的怀表托付给别人，希望以后有机会交还家人。

临别时，他只是微笑着说了一句：“大家保重。”

没有哭喊，也没有绝望。

因为他早已做好赴死准备。

12月6日深夜，牢门突然被打开。

两名持枪特务走了进来。

“朱君友，出来。”

牢房里的所有人都默默站起身，有人与他握手，有人与他拥抱，还有人强忍泪水向他点头。

朱君友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服，大步走出了牢门。

他原以为，等待自己的将是刑场。

可刚走出监狱没多久，他却发现事情有些不对。

负责押送自己的两名特务，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厉声呵斥，而是不停地偷偷朝他摇头。

其中一人故意落后半步，不断用眼神示意他。

不要说话。

不要问。

更不要回头。

朱君友先是一愣，很快便明白，对方是在暗示自己。

于是，他一路沉默。

既不询问去哪里，也不打听原因，只是默默跟着前行。

一路上，他们没有朝刑场方向走去，反而不断绕开巡逻岗哨，穿过一条又一条偏僻的小巷。

几人一直走到一处偏僻院落。

其中一名特务终于压低声音说道：“别说话，你已经不是犯人了。”

原来，这次押送并非执行枪决。

负责营救朱君友的人，正是四川省行辕上校杨夷甫。

杨夷甫与朱君友妻子杨汇川是兄妹关系。眼见局势已无法挽回，他冒着极大风险，利用自己的身份安排徐中齐等人将朱君友秘密接出监狱，并伪装成正常押送，以避开其他特务耳目。

整个过程必须绝对保密，因此押送人员才不断示意朱君友不要说一句话，否则稍有异常，营救计划便可能暴露。

直到走出危险区域，两名押送人员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朱君友终于明白，自己竟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然而，他获救后的第一句话却不是庆幸。

他望着监狱方向，沉默良久。

因为他知道，那座牢房里，还有许多同志没能走出来。

第二天，成都十二桥附近枪声不断。

三十多名革命志士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这便是后来震惊全国的“十二桥惨案”。而朱君友，则成为这场惨案中公开记载的唯一幸存者。

成都解放后，朱君友没有因自己的经历而居功自傲，而是重新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1965年，他进入成都市东城区环卫局工作，默默坚守岗位。1982年退休后，他依旧生活简朴，很少向外人提起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直到晚年，在人们不断寻访历史真相时，他才陆续讲述那段生死一线的往事。2004年，朱君友因病去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