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1岁的邱行湘获得特赦，还是光棍一个，这个曾经叱咤战场的国民党将军，后一直住在南京，穿着洗得发白的 中山装 ，拿着60块钱的工资，每月还得寄回老家接济母亲。
邱行湘不是国民党军里临时拉来的杂牌军官。他1907年出生于江苏溧阳，18岁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学习，后来进入国民党军嫡系体系。到了三十多岁，他已经成为少将。换句话讲，1948年洛阳城里的邱行湘，拥有二十多年军旅经历，绝非一个没有打过硬仗的人。
1947年11月，邱行湘出任青年军整编第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洛阳的位置太重要了，陇海铁路从这里穿过，又是控制豫西的重要支点。国民党军试图利用城市工事拖住人民解放军，邱行湘接到的任务就是死守。问题在于，到了1948年，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早已不只是几座碉堡。
1948年3月的洛阳战役，把双方差距摆到了台面上。人民解放军各部协同攻城，国民党守军依托工事抵抗。3月13日，洛阳战局基本尘埃落定，邱行湘被俘。一个过去在国民党军内部颇受重视的高级军官，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部队，也结束了在旧军队中的军事生涯。
如果只把洛阳失守归结为邱行湘个人指挥失败，其实低估了那场战争。1948年前后的国民党军，真正麻烦的是整个军事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式。守住一座城市需要援军、补给、情报、士气和外围机动共同支撑，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再坚固的城防也可能成为孤岛。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解放军当时的组织方式。基层官兵并非只是机械执行命令，战前研究敌情、讨论打法、发动群众、组织协同，已经形成成熟经验。两支军队表面比较的是枪炮和兵力，背后比的却是组织能力。邱行湘后来回顾洛阳战役，也不得不重新认识这种差别。这不是一次战术失误能够解释的问题。
被俘后的十一年，又把邱行湘带进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1959年12月4日，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邱行湘在内的一批战争罪犯获得首批特赦。对邱行湘来说，这不是简单地从一道门走到另一道门，而是意味着他必须重新回答一个问题：没有军衔、没有部队以后，自己还能怎样生活？
他后来回到南京，从事文史资料工作，这个安排其实颇有意义。20世纪60年代前后，人民政协广泛征集近现代史亲历资料，不少旧军政人员开始把过去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写下来。邱行湘恰好拥有这种特殊价值，因为洛阳城究竟怎么守、国民党军内部怎样部署，他本来就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
于是出现了一个战争年代很难想象的场面。昔日守城将领不再研究怎样对付人民解放军，而是坐在书桌前整理国民党军失败的过程。他留下的《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后来收入《文史资料选辑》。枪炮解决的是战场胜负，史料留下的则是一个旧军人重新认识那场战争的过程，两者不是一回事。
也正是在南京，邱行湘开始面对普通人的柴米油盐。放在旧社会，一个国民党少将和普通纺织女工之间横着很深的社会等级。可到了新的社会环境里，军衔留下的特权光环已经消失。
邱行湘要工作，要领工资，也要面对家庭生活。这种变化恰恰说明，一个人的价值不再由过去挂过多少颗将星决定，而要重新进入普通社会生活接受检验。
他后来的公共身份同样发生了变化。邱行湘曾任江苏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及文史专员，后来又担任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邱行湘1996年12月8日在南京去世，终年89岁。把他一生连起来看，会发现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落魄将军”的噱头。他参加过民族抗战，也在解放战争中站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对立面；他曾经死守洛阳，又在被俘和改造后重新生活。功过不能混为一谈，历史也没有必要替任何人涂脂抹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