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廖汉生刚当上南京军区政委，就发现一个怪现象：秘书们天天骑自行车往领导家里跑，就为送文件。一问才知，好几位首长早习惯在家办公，所有文件都靠秘书来回递。一份文件批下来，少说折腾好几天。老将军当场拍了桌子：没病就该来机关上班！哪能把公务搬回家？

1975年的南京军区大院，每天清晨最忙的不是作战室，而是秘书室，十几辆自行车齐刷刷推出门，车后座捆着帆布文件袋，沿着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分头跑，不是下基层是给住在各处的军区首长送文件。

一份机要电报从机关发出去，要挨家挨户上门等批示，再一家家收回来，折腾三四天是常事，这种"居家办公"的风气，在当时的大军区里算不上新鲜事，直到廖汉生上任，直接把这延续多年的老规矩给改了。

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明确提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五大问题，叶剑英也反复强调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廖汉生临危受命调任南京军区政委，临行前邓小平特意跟他说，要保住身上那股"硬角"，做事也要有分寸，说白了就是既要敢碰硬又要按规矩来。

当时军区首长在家办公，说起来还有些历史来头，早年中央领导和军队老帅为了适应夜间工作的节奏，常常在家里处理文电，下面的大军区慢慢跟着学，久而久之就成了惯例。

可到了文革后期，这惯例渐渐变了味：有些领导图自在，干脆几天不去机关，大小文件全靠秘书跑腿传递，住得分散的秘书一天跑不了两家；赶上领导家里有事，秘书就得坐在客厅干等。

廖汉生看出的不只是效率低，更是两个要命的窟窿，一个是保密窟窿：军事电报、作战文件装在自行车后座上，穿大街过小巷，经手的人多、停留的地方杂，万一出了泄密问题，谁也担不起责任。

另一个是指挥窟窿：大军区是作战指挥中枢，首长各待各家里，有事不能当面商量、不能集体研判，真遇上紧急情况，指挥链先就断了半截，军队讲究令出如山、反应神速，公文却像走亲戚一样绕来绕去，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隐患。

廖汉生没有一上来就劈头盖脸批评人，而是先跟司令员丁盛通了气，把利弊摆清楚，两人很快达成一致，没过多久在军区干部会议上，廖汉生把这件事摆上了台面。

廖汉生话说得直白：军队不是地方单位，军事文件不能当普通信件送来送去，一份电报从发报到传阅完，过了多少人的手、穿了多少条马路，谁能保证不出岔子，当场定下硬规矩：除了生病住院的，所有军区领导必须到机关上班，文件电报一律在办公室处理，家里不准谈军事工作。

规矩立起来容易执行下去难，最关键的一条是廖汉生自己先做到，他每天准时准点到办公室，下班也按机关作息来，从不搞特殊化，政委带头了其他人自然也没话说。

没过多久大院里早上上班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文件集中在机关传阅，当天的事当天就能有结果，效率一下提了好几倍，那阵子机关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自行车铃声少了，办公室里讨论工作的声音多了。

五年之后，廖汉生调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又遇上了同样的情况，这一次他没拍桌子，而是在师以上干部会上开了句玩笑：你在家里办公批文件，谁知道这个圈是你画的，还是你家小孙子帮你画的？

全场笑过之后，廖汉生话锋一转：沈阳是反侵略战争的重点地区，大军区首长都不去办公室，长期下去军队要出问题，道理讲透了，规矩也就顺理成章立住了。

从南京到沈阳，廖汉生抓的都是同一件事：办公就得有办公的样子，军队就得有军队的规矩，他晚年在回忆录里写，自己只是把被搞乱了的办公方式改了回来，话讲得轻描淡写，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敢捅破多年的惯例、敢从领导班子抓起，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担当。

也正是这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整顿，让人民军队一步步重回正规化的轨道，重新攥紧了能打仗、打胜仗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