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赵丹临终发表《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揭示了过度干预之下创作者缄默、不敢直言的“寒蝉”困境：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
但是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
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
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习惯，不是真理。”

赵丹以自身二十年筹拍《鲁迅》却始终无法开机的亲身经历说明：层层具体干预之下，创作者会变得束手束脚，最后什么像样的作品也出不来。

虽然动乱已经结束，但很多文艺工作者仍然顾虑重重，担心创作中的个性表达被上升评判，于是主动收敛锋芒，回避有棱角的表达，只选择安全稳妥的内容。
长此以往，创作的活力必然走向枯萎。

赵丹针对提出：
区分方向引领和微观插手。
大的方向需要把握，但不要干预艺术家具体怎么写、怎么演；允许批评讨论，允许不同的艺术探索，给创作者留有个性的空间，才能打破人人缄默的局面，文艺才有生机。

文末，赵丹写了这么一句：
“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

赵丹此文，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胡乔木出面表态，肯定了赵丹的核心观点：
党是政治组织，本不该对文艺做过于细碎具体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