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前，中国人口始终无法突破1亿大关。
 
从这张简易版的人口变化图不难看出，每逢乱世人口锐减，进入和平年代逐步恢复，看起来合情合理。
 
但仔细看会发现，每次恢复之后所达到的人口峰值几乎没有变化，这有点不太合理。
 
原因稍后分析，例如西汉平稳发展了100多年，到汉平帝时期，全国人口已接近6000万，750年后，经历隋末战乱的大唐，直到开元盛世结束、安史之乱爆发前，全国人口才勉强7000万。
 
从元始二年到天宝十四载，中间整整750年，农业技术持续进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农具升级、灌溉设施改造、农作物引进、种植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叠加，粮食亩产量必定有大幅度提升。
 
有书籍认为，唐代亩产比汉代增加1/4以上，再加上唐朝实控耕地面积远大于西汉。
 
但这些条件组合下，人口峰值仅提高1/6，不仅这两个时间点，乱世前的东汉、杨广征伐高句丽前的隋朝，人口始终未突破6000万。
 
甚至可以说，如果秦朝统一后开始休养生息且未被推翻，100年后人口也能达到6000万左右规模。
 
也就是说，经历将近1000年，中国人口增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五代十国之后的宋朝只用100年，人口相比唐玄宗时期直接提升一倍。
 
不难发现，宋朝以前一定有关键性因素限制人口增长。
 
从不同角度可找出很多原因，但最直接也最关键的是三个字：人头税。
 
从秦到唐，朝廷收税主要按百姓人丁数量为基本单位，尽管唐朝后来推行租庸调制度，人头税依然占大头。
 
每次大战后，到处都是无主荒地，此时老百姓多生孩子增加劳动力，耕种更多土地获得更多收入，生育意愿较强。
 
但到王朝中后期，人口规模达四五千万时，普通百姓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无多余荒地可供开垦。
 
增加劳动力带来的亩产提升，不足以抵消额外缴纳的人头税，此时老百姓对生孩子开始持悲观态度，甚至因入不敷出转为豪族黑户或开始逃亡。
 
翻开史书会发现，从秦到唐，老百姓弃养新生儿的情况屡见不鲜。
 
汉武帝时期与匈奴长期征战，3岁以上儿童开始征收人头税，百姓无力负担，导致天下户口减半。
 
东晋时期，晋陵太守因禁止百姓弃养政策效果显著，被作为重要政绩写入个人传记。
 
北魏实行均田制后，人头税弊端看似得到解决，但唐朝中期人口恢复到六七千万时，政府掌握的闲田越来越少，无法按均田制向新增人口授予足额耕地，人头税作为人口增长限制器的效果再次显现，甚至出现百姓集体逃亡。
 
所谓逃亡也包括被门阀士族隐藏的人口，直到中晚唐推行两税法，朝廷用土地替代人丁成为农业税收基本单位，这才拿掉人头税这个横行千年的人口增长限制器。
 
很多人称赞两税法是划时代的伟大制度，但两税法推行的初衷并非增加劳动力，而是被逼无奈，因为以人丁维持税收的老套路已无法继续。
 
安史之乱后，越来越多百姓逃至藩镇或豪族，朝廷既无法消灭藩镇，也无力镇压豪族，经济面临崩溃，只好实行两税法，以实控田亩为征税依据，因人可跑而土地无法移动。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按土地收税方式更优，为何之前未被采用？
 
道理很简单，清查人丁远比清查田亩容易。
 
清查田亩必须先丈量土地、确定土壤等级、梳理产权流转、补充新垦与流失数据，而清查人丁只需基层官吏挨家挨户登记即可。
 
征收人头税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因此从商鞅变法开始沿用1000多年，直到中晚唐小政府模式难以为继，才被历史淘汰。
 
此后仍有反复，宋朝人口大爆发并非独创制度，而是继承中晚唐两税法并略作改善，经历五代十国战乱恢复后，人口自然大幅增长。
 
一个短视频无法完全讲清古代税收变化，只能呈现较粗放的脉络和主因，仅供参考。
 
这也解释了为何宋朝之前中国人口始终无法突破1亿大关，制度变革对人口增长的深层影响，值得后人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