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苏联的工业那么强大，为什么后期以及俄罗斯要靠卖石油度日？

就苏联后期而言，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一句话“人是卷不过奴隶的”。

20世纪改良主义者有个弥天大谎是“让老百姓过得好，从长远看也对经济增长有利”。

这并不是事实，而是为了掩盖1950-19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捏着鼻子向工人妥协这个不体面现实的遮羞布。

对于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来说，这块布都是有用的。资产阶级不希望让工人进一步的明白，幸福是靠“人斗人”“人整人”来创造的，而不是靠个人奋斗创造的。改良主义者希望不让自己上桌吃饭的本钱——“资本家和工人互惠共利各取所需才是理想社会”的这个认识被抛弃掉。

但是这里可以引用用一句近年流行的话:“只靠念经改变不了事实”。

工人工资高了，消费端确实有力了，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你的人力成本高了，产品竞争力也低了，而且你不得不放弃一大块利润。当然，国家会补贴一部分，但是国家的钱还不是资产阶级的钱？而且这确实如哈耶克之流诅咒的那样，“扭曲了市场”，于是最后在石油危机的促发下，70年代危机来临。

70年代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也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危机。他们发现草民们已经变得过于傲慢，在瑞典和意大利，有人在私下偷偷议论说，既然工会被证明可以管理企业，那么何必再要老板？在美国，大亨们愤愤不平的谈论说，近年来工会职员出身的企业经理人居然已经占了总数的三四成，即便是黄色工会乃至于黑色工会的忠犬，让这么多下等人上桌吃饭也未免太礼崩乐坏纲纪荡然了。

改良主义到了他的极限。

一方面社会改革虽然安抚了工人的不满情绪，但是处境的改善也让工人更加自豪自信，阶级共同体意识反而强化了。虽然这种意识暂时是非革命的、温顺的，但是如果将来社会矛盾加剧，随时可能转向更加“激进狂暴”的方向。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愿意忍受经济效益日渐下降，还要开放大门容忍工贼们登堂入室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日子了。

于是大下岗在北美西欧率先降临。

原本苏联工人在卷度上就不如西欧美国的同行。虽然国企干部心一点都不善，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鞭策（本意）工人。厂长是企业的独裁者，但这个独裁者一不能合法把身份传之子孙（实际上也很难），二是他最多只能从庞大的企业利润里抽走一小部分据为己有。既然如此，何必搞半夜鸡叫？

叶利钦当年痛骂雷日科夫的特权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那他是怎么骂的呢？“这老登的个人财产居然是普通工人的二十倍！”

苏联干部对于特权的想象力仅限于此了，和美国资产阶级比，简直是乞丐。

尽管苏联工人由于管理人员的躺平而不够“勤奋”，但苏联工资水平只有西欧和美国的四成左右，所以直到70年代为止，苏联工业还能用人力成本优势弥补卷度的不足。苏联的中欧盟国也同理。

但到了70年代，资本主义新版本到来了。第一，通过大下岗工会遭到严重打击，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被削夺。第二，西方工业国开始将生产链条转移到海外，大量本土厂矿关闭。第三，工会覆盖面开始大幅度收缩，到今天海外劳工和没有加入工会的散工占了七八成，另外高失业率成为新常态，出现大量原子化的游民无产者。

大下岗后，美国和西欧变得更卷了，而更致命的是，泰国、马来西亚、韩国，还有再之后的超级巨无霸（），可以在最低限度的劳动保障和负福利的前提下开卷。

苏联以一亿“仁义之师”，安可抗衡第三世界十亿奴隶大军？

当然，这是苏联干部自己争取并乐于见到的结果（有危机才好推进改革，然后才方便发财），当年多给点卢布支援朝鲜和越南，那朴正熙和拉玛九世还有机会招商引资，让国民去“辛勤奋斗”么？

亚历山大的那句话说得好，要想让希腊和平，就要把战争推向波斯。

要让莫斯科得太平，就要把前线推到长江。要想让上海得太平，就要把前线推到西贡。要想让河内得太平，就要把前线推到曼谷和吉隆坡。要想让曼谷和吉隆坡得太平，就要把前线推进到达尔文港。

不然，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看到有人这么问:

“意大利已经65岁退休了，法国62岁退休是不是太娇惯法国人了？”

但是，究竟要多少岁退休才算勤奋呢。将来意大利倘若70岁退休呢？

奋斗是没有尽头的，想要结束棋局，办法在棋盘之外。先贤们做出了榜样，倘若没有他们的斗争，也就不会有“旧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别，20世纪只会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当然中间会有法西斯主义法团经济这么一个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