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刘伯承急令务必找到这位国军中将：他正是西南解放的第一功臣
1949年11月，重庆城内军政机关频繁召开会议，刘宗宽坐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地图前，面对的已不只是军事部署，还有一套正在失去控制的指挥体系。
刘宗宽1905年出生于山西蒲城，后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又熟悉军政机关的办事规则，这使他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很早便受到注意。相传他在校期间成绩突出，蒋介石曾有意加以培养，但刘宗宽没有完全按照这条路线发展。
他选择靠近杨虎城一系。这个选择，放在当时并不轻松。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官的任用往往不只看战功，还牵涉政治归属。刘宗宽与杨虎城关系密切，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立场，也因此与蒋介石之间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隔阂。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清洗和派系整肃更加严厉。刘宗宽后来因查处军中走私等问题，卷入复杂纠纷，遭到逮捕并被判刑。有关案件细节在不同资料中存在差异，但可以确认的是，他一度面临极其严厉的处置，最终在多方斡旋下改判，长期被关押。
1943年12月，刘宗宽获释。多年囚禁使他的仕途受到重创，却也让他看清了国民党军政体系中的另一面：命令可以被派系左右，军纪常被权力遮蔽，许多将领表面服从，内心却早已失去信心。
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的较量重新集中到军事和政权控制上。重庆既是西南交通、行政和军事中心，也是国民党部署川、黔、陕南力量的重要支点。1945年至1949年间，刘宗宽重新进入西南军政系统，担任重庆行营参谋处长等职，后来出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并代理参谋长。

这个位置十分特殊。参谋长并非只负责传达命令，还要接触兵力调动、粮道运输、据点布防和地方军政关系。刘宗宽掌握的信息越多，越能判断哪些命令只是纸面上的强硬，哪些部队实际上已经难以作战。
有意思的是，解放军向西南推进时，国民党方面并非没有防守计划，问题在于各路军政力量彼此猜疑。王陵基、张群以及胡宗南系统之间，在兵力使用和防区安排上并不总能形成一致。蒋介石多次过问西南防务，命令反复调整，基层部队则疲于应付。
刘宗宽利用的，正是这种内部矛盾。他在会议和参谋系统中提供判断，促使国民党高层把注意力放在某些方向，川东南等地区的防守因而出现松动。同时，他又通过房显志等联络渠道，把西南军政机关掌握的情况传递出去。

这种工作并不是简单地“泄露一份文件”。部队番号、行军路线、补给状况和指挥意图，往往需要相互印证，才能转化为战场上的有效判断。解放军方面据此分析国民党军的虚实，再配合自身的进军部署，逐步扩大突破口。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抵达重庆，试图稳定西南局面。但此时国民党军在全国战场上接连失利，西南各部缺乏统一指挥，许多官兵对继续固守已经产生动摇。蒋介石越是频繁干预，地方系统越难形成稳定部署。
刘宗宽曾对联络人员说：“重庆的关键，不只在城墙外，也在城墙里面。”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尚难作绝对考证，但它确实概括了当时西南战局的特点。军事压力、政治分化和情报误导同时发生，防线便很难维持完整。

1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作战。刘伯承、邓小平主持的第二野战军向川东、川南方向推进，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很快出现连锁变化。部分部队撤退，部分部队观望，原本依靠层层设防维系的重庆外围体系逐渐失去支撑。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进入市区后，城市秩序和接管工作成为重点，刘宗宽也与刘伯承等解放军领导人取得联系。他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所做的情报和误导工作，不能替代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却确实减少了不必要的正面冲突，加快了防御体系瓦解。
刘宗宽被称为西南解放的重要功臣，原因不在于他单独决定了战局，而在于他身处国民党高级军政机关内部，能够把制度漏洞、指挥混乱和部队心理变化转化为有价值的情报。重庆的解放，是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国民党西南统治体系从内部失去凝聚力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