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白崇禧死后，蒋介石前来吊唁。在灵堂上，他问白家人有何困难，白崇禧的小儿子却说：“白家子弟有困难也会自己解决，不会求人！
白崇禧到了台湾地区以后，最难受的不是没有官衔，而是手里再没有可以决定局势的力量。过去一个能带兵、能发电报影响南京决策的新桂系核心人物，此时被安排在战略顾问一类位置上。名义上仍是将领，政治生命事实上已经进入尾声。
更让白崇禧难以接受的，是身边长期有人跟随。白先勇后来公开回忆，父亲在台湾地区生活的17年间一直受到监视。白崇禧本人甚至写信质问此事，得到的解释却是那些便衣人员是在“保护”他。对白崇禧这种极重自尊的人来说，这种保护究竟是什么性质，他心里当然明白。
这种处境不是1960年代突然形成的，它的源头要追到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的派系结构。白崇禧不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军官，他与李宗仁共同构成新桂系的核心。蒋介石可以在战争中借重他的军事能力，却始终很难把他当成完全属于自己的部下。这种既合作又戒备的关系，从北伐之后就没有真正消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的矛盾一度被民族危亡压了下去。白崇禧担任副参谋总长，参与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的谋划，在抗战时期拥有相当影响。
可抗战一结束，原来被暂时压住的问题立即重新冒出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始终互不放心。蒋介石想把军事指挥权牢牢抓在中央手里，桂系却希望保存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空间。国家已经进入决定前途命运的大变局，国民党高层却仍在计算谁控制多少部队、谁能影响多少地盘。
真正让双方关系接近破裂的，并不是后来台湾地区的一辆跟踪汽车，而是1948年12月24日那封“亥敬电”。当时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白崇禧从汉口致电蒋介石，主张争取停战和谈，并希望借助美、英等外部力量斡旋。放在那个时间点，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将领讨论军事部署的范围。
问题就在这里。白崇禧认为继续硬撑下去只会让国民党军主力继续损失，蒋介石看到的却还有另外一层：李宗仁就在副总统位置上，而白崇禧又掌握华中力量。桂系一边要求改变政策，一边客观上增加了蒋介石下野的压力。军事意见和权力斗争缠在一起，双方再想恢复真正信任，已经非常困难。
这也是研究白崇禧时容易被忽视的一点。他军事上颇有才干，并不等于他的政治选择没有局限。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恰恰暴露出这种派系政治的致命成本：仗还没有打完，各路实力人物已经在考虑战后由谁掌权；中央担心地方保存实力，地方又担心中央借战事削弱自己。这样的体系，很难形成真正稳定的战略执行力。
等到1949年大局已经无法挽回，白崇禧昔日赖以立足的桂系武装也遭受重创。他后来赴台湾地区，身份依旧显赫，处境却已经完全不同。蒋介石没有必要再像过去那样与他讨价还价，但也没有完全放松警惕。对白崇禧而言，这才是最残酷的变化：昔日是政治对手，后来连充当对手的资本都没有了。
1954年发生的一件事尤其能说明问题。当时有人在台湾地区政治机构会议上提出弹劾白崇禧，把国民党军事失败的一部分责任扣到他的头上。事情后来没有继续扩大，可释放出的信号已经够明显了。一个离开军队多年的老人仍会遭遇这种政治攻击，说明过去那些派系旧账从来没有真正翻篇。
白崇禧晚年因此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矛盾状态。他没有公开与蒋介石决裂，也没有再拥有挑战权力格局的条件，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旧式军人的自尊。白先勇后来整理父亲资料时，专门把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关系概括成延续约四十年的“悲欢离合”，并利用函件、档案、日记等材料重新梳理这段关系。
1962年马佩璋去世，又抽走了白崇禧晚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根支柱。到了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去世。
几天后的公祭反而留下了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画面。白先勇的回忆显示，蒋介石很早便来到现场，并第一个上前祭悼。几十年来，他们一起北伐、共同抗日，也曾兵戎相见、政治角力，到这一刻，所有争斗都已经停止。不是因为矛盾解决了，而是因为其中一个人已经躺进棺木。
今天再看白崇禧与蒋介石，真正该记住的也不是一场灵堂上的“斗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有战场上的原因，更有组织体系自身的问题。派系互疑、权力内耗、军令受政治关系牵制，到了危急关头仍无法形成稳固一致的行动，这些问题比任何个人恩怨都更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