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甘岭女兵赴美访问，多年后被人当场认出：您曾以战胜者身份审讯过我
1952年冬，朝鲜上甘岭附近的阵地上，刘禄曾面对的不是一份普通翻译稿，而是一只架在炮火中的扩音器。她要用英语向对面喊话，也要把战场上看不见的较量，变成敌方士兵能够听懂的话。
上甘岭战役发生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阵地狭窄，炮火密集，翻译员并不只是坐在后方处理文件。刘禄曾所在的工作小组，承担过英语广播、敌情询问和战俘审讯等任务。语言，在这里同样是一种武器。
她并非一开始就准备走上战场。1947年，刘禄曾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接受了较好的英语教育。她出身于一个有近代军政背景的家庭，曾祖父刘秉璋是晚清将领。时代变化后，这种家庭出身没有替她安排一条固定道路，反而让她亲眼看见旧秩序的结束和新社会的建立。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志愿军急需英语翻译。上海一带组织招募时，刘禄曾报名参加。她放下学业，进入部队。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就业选择，而是把个人所学直接交给国家急需的岗位。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刘禄曾赴朝鲜。行军途中，道路难走，物资紧张，背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反复掂量。她曾因负重过大，舍弃了原本珍爱的衣物。这样的细节看似琐碎，却说明翻译员和战斗人员一样，必须适应前线的生存规则。
到了阵地，英语学习也没有停止。军事术语、部队番号、地名和口令，都不能译错。圣诞节前后，志愿军曾通过广播开展政治宣传，刘禄曾参与其中。扩音器传出的内容，有劝告，也有对战争处境的说明，目的在于动摇敌军作战意志，争取心理上的主动。
这项工作十分危险。广播位置容易暴露，声音传出去之后，炮火可能很快落下。刘禄曾需要判断语气、停顿和词句，既不能把喊话变成简单辱骂，也不能脱离战场实际。不得不说，这类女性战士承担的并非单纯辅助工作，而是军事、语言和心理交锋的交叉任务。

第五次战役以后，战俘数量增加，志愿军对战俘的审讯和管理更加繁重。刘禄曾被调入相关工作。她面对的美军士兵，大多年轻，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有些人对审讯抱有强烈戒备，甚至拒绝回答问题。
詹姆斯就是其中一人。据相关叙述，他被俘时只有22岁。最初，他不愿配合，双方之间隔着身份、语言和战场敌意。刘禄曾按照规定询问，同时尽量把问题说清楚，不以粗暴方式逼迫。一次交流中，詹姆斯留下纸条表示歉意，并说愿意回答问题。审讯关系由此出现变化。
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中的敌我立场消失了。审讯仍然服务于军事需要，战俘管理也有明确制度。但在具体接触中，一个人的恐惧、疾病和无助无法完全被“敌人”二字覆盖。刘禄曾对詹姆斯的照料，使他逐渐发现，战俘营中的中国军人并不像此前宣传的那样残暴。

1953年7月，金城反击战第二阶段结束。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战事停止。刘禄曾结束了前线生活，后来转业到南京工作，曾在政府部门和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美大部任职。她的职业从战俘审讯转向外事接待，变化很大，英语却仍是连接不同世界的工具。
1979年初夏，中美关系逐步改善，民间交流开始增加。刘禄曾随86岁的教育家吴怡芳赴美国访问，在纽约白罗克仑博物馆参加活动。人群中，一名美国人盯着她看了许久，忽然认出了这位三十年前在朝鲜见过的中国女翻译。
“您是不是刘女士？”

“您是詹姆斯？”
对方当场说：“您以战胜者的身份审讯过我。”
这次重逢没有改变那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抹去双方曾经的敌对身份。它留下的，是一个具体而微妙的历史片段：同一位女性，曾在炮火中负责审讯战俘，三十年后又在和平访问中与昔日对手握手。战争把他们推到审讯桌两侧，时间和外交交流，则让这段关系有了另一种记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