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黄伟伦：尼泊尔必须向战略多方结盟转型，尼泊尔或许应该将自己视为一个相对中立的“调解人”，而不是一座桥梁，就像新加坡那样。

夹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尼泊尔，在以往的外交关系中总离不开两个庞大的邻居，外交政策似乎也总在两个邻居之间摇摆不定。在新总理上任以来，尼泊尔人似乎更希望总理巴伦德拉·沙阿必须带领他的国家之舟驶过未知的海域。

自上任以来的五个月里，这位新总理一直保持低调。2026 年 3 月上台，执政头五个月采取高度低调外交策略拒绝外国使节单独会晤、推迟传统上任首访中印安排，外交姿态模糊。这或许是因为缺乏自信，或许是外交政策上的刻意转变，为了迫使尼泊尔的邻国和国际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尼泊尔。 这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两大邻居都在绞尽脑汁试图弄明白这位新总理的行事动机。 

特朗普在这个国家的政策似乎已经促成了中印关系的某种程度的缓和，一些阴谋论者怀疑，去年尼泊尔发生的事件是美国在这里煽动的一场“颜色革命”。

无论真相如何，尼泊尔新总理办公室的顾问们最终肯定已经意识到，总理不透明的行事方式正在将国际社会最初对其反复无常的行为感到困惑，转变为彻底的担忧。

尼泊尔目前的外交政策正处于两难境地。一方是总理办公室中沙阿的亲信顾问，另一方是外交部长希希尔·卡纳尔领导的职业外交官。本周，这两个权力中心在任命12位新大使的问题上仍僵持不下，这些大使将派往包括印度、中国、美国和英国在内的重要国家。

香港这位教授在加德满都举行的尼泊尔经济论坛主办的“尼泊尔-中国101”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核心探讨夹处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外交转型路径。他认为尼泊尔在与这两个大国互动的同时，保持自身的自主性，最好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让三方共赢。

鉴于中国和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脉问题上的敏感性，他建议尼泊尔或许应该将自己视为一个相对中立的“调解人”，而不是一座桥梁。就像新加坡大使沃尔特·伍恩所说的那样，新加坡是中美之间、中印之间的桥梁。

“缓冲地带”这个词或许过于被动。更恰当的概念是将尼泊尔定位为人才的摇篮，这些人才能够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发声，成为富有同理心的沟通者，以及对中印关系有着敏锐洞察力的观察者。

尽管备受争议，但2022年价值5亿美元的MCC协议最终获得成功批准就是一个例子。这表明尼泊尔可以在接受重要的美国发展援助的同时，明确重申其不结盟立场，拒绝加入任何军事联盟。

黄伟伦提出更积极定位，那就是尼泊尔可以打造熟悉喜马拉雅地缘政治的沟通者，培养服务于中印双方诉求的本土人才，成为具备洞察力的独立观察家、跨喜马拉雅沟通枢纽。

尼泊尔长期被贴上 “两块巨石之间的山药” 标签，传统平衡外交经常陷入 “选边猜测”。某种程度上，这极大的限制了尼泊尔的发展空间。

但事实是尼泊尔很难能像新加坡那样，两国地理位置不同，邻居不同且发展也不同，总之很多地方都不同。新加坡是海洋贸易枢纽，远离大国陆地争端。尼泊尔和中印陆地接壤，存在边界、水资源、跨境族群等大量直接地缘矛盾，“中立调解” 的回旋空间远小于新加坡。

中印边境争端直接发生在喜马拉雅区域，尼泊尔很难完全置身事外。印度长期推行 “邻国优先政策”，视尼泊尔为自家核心影响范围。当前尼泊尔自身外交议程尚不清晰，很难具备调解中印分歧的实力。

未来尼泊尔外交大概率不会彻底倒向任何一方，最终走向依然是摇摆不定的平衡外交。在不结盟前提下扩大对外部交往，他们可能会尝试充当沟通渠道，但很难完全实现黄伟伦设想的独立 “调解人” 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