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宁解放那天，一个瘸腿放牛奴冲进解放军驻地，颤声喊出一句：“我是失踪12年的红军副营长，我要归队。“在场所有人瞬间红了眼眶。
廖永和后来重新进入组织视野时，身份核实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完成。部队番号、干部关系、作战经历、同部战友，这些都必须前后对得上。也正因如此，这段历史最有分量的地方，不在“军营里所有人落泪”这样的场面，而在于一个消失十二年的人，居然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履历重新接回去。
把时间拨回1937年，事情就没有后来讲述得那么浪漫。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面对的是兵力悬殊、补给断裂、严寒荒漠和骑兵追击。两万多人的队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苦战，大批干部战士牺牲、被俘或者失散。廖永和只是这一巨大历史悲剧中的一个幸存者。
他当时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1937年3月，西路军从倪家营子一带突围进入祁连山，部队已经到了极度困难的阶段。
对于一个负伤掉队的红军干部来说，最危险的并不是某一次枪战，而是从此再也找不到大部队。祁连山、柴达木一带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交通闭塞，当年又没有现代通信手段。一个人一旦同主力失去联系，想重新找到组织，难度远比今天的人想象得大。
廖永和后来辗转留在青海牧区，与当地群众共同生活。公开史料记载，一位蒙古族老大娘曾冒险救护负伤的他，这个细节很重要。西路军将士能有一部分人在极端环境下活下来，靠的不只是个人意志，也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掩护、救助和接济。
这也让廖永和的经历超出了个人传奇。他身上连着的是西路军失败之后那批“散落在历史缝隙里的人”。有人被俘，有人逃亡，有人隐姓埋名，有人长期滞留西北。后来新中国成立，组织重新寻找、甄别、恢复这些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历史善后工作。
到了1949年，局势彻底翻转。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后继续西进，9月5日西宁解放。对于西北广大地区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一座城市易手，更意味着旧有军事政治格局迅速崩塌。对廖永和这样的失散红军来说，这个消息只有一个含义：当年走散的那支队伍，真的回来了。
十二年过去，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可以变，口音可以变，身体也可以被伤病折磨得面目全非，可战争年代的部队经历很难凭空编造。廖永和需要面对的不是情绪感染，而是身份审查。只要其中一个关键节点对不上，他就不可能简单地重新获得原来的政治身份。
1950年，他重新加入党组织，之后继续在青海工作。这一步看似平静，其实比所谓“归队瞬间”更有历史意味。过去那个拿枪打仗的副营长，后来面对的不再是骑兵和炮火，而是牧区治理、生产建设、基层工作。革命军人的价值，也由战场生死转入建设年代的日常事务。
他后来在都兰等地任职，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很多人若经历十二年漂泊，重新获得身份后第一念头可能是回乡。廖永和却继续留在青海。这里既是他遭难的地方，也是救过他的地方。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已经不是“受苦”两个字能够概括。
历史有时不需要把眼泪写在每个人脸上。一个瘸着腿、经历十二年漂泊的老兵，听到西宁解放后从德令哈出发，走上十八天去寻找组织，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枪可以丢，军装可以烂，队伍可以一时失散，但只要人心里的那颗红星没有熄灭，归队这条路就不会真正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