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牺牲后：姐姐疯癫而死，弟弟扛起全家，遗腹女直到1994年才被亲人找到
1927年夏，上海，陈延年被捕后，陈独秀一家最先失去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家中原本还能维系生活的支柱。
那时的陈家，早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书香门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参与新文化运动，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思想上的激荡，也深深影响了子女。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没有沿着父亲的学术道路走下去，而是在时代逼迫下，把读书、求学转成了实际行动。
兄弟二人的性格并不完全相同，却都很早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困苦。1915年，他们先后到上海求学。1919年12月，又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步摆脱早期观念的局限，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段经历很关键。法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稳的个人前途，反而让他们看清，单靠文化启蒙难以改变中国的现实。1924年回国后，陈延年投身广州、上海等地的工农运动和党组织建设，后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陈乔年承担的工作，同样不轻松。他曾在北京、湖北、江苏等地从事组织工作，负责联络党员、恢复组织、转移文件。地下工作没有公开讲台，更多时候是一间临时住所、一处秘密印刷点，甚至一次仓促的搬迁。印刷材料必须及时转移，人员身份不能暴露，稍有疏忽便可能牵连多人。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白色恐怖迅速扩展。陈延年仍在上海坚持工作，6月26日被捕。面对审讯，他没有交代党组织情况。7月4日，年仅29岁的陈延年被杀害。关于他的牺牲，留下的史料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十分明确：他没有因严刑逼迫而泄露党的秘密。
一年后，陈乔年的处境也走到了尽头。1928年2月16日，他被捕。此时党组织屡遭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审讯者试图从他口中获得更多线索。陈乔年同样拒绝供出组织关系。1928年6月6日，他在上海牺牲，年仅26岁。
“不要难过，革命总会有牺牲。”这类话语，常见于革命者留下的回忆和记载中。它不是对家庭痛苦的否认，而是他们在生死关头对信仰的选择。只是，对活着的人来说，牺牲并不会随着刑场的结束而停止。

陈延年、陈乔年相继离世后，陈家承受了长期而具体的打击。母亲高晓岚失去两个儿子，精神状况受到严重影响，晚年病逝。长姐陈玉莹也因连续的家庭变故出现精神问题，最终离世。用“疯癫而死”概括她的一生过于简单，实际留下的，是一个家庭在政治动荡中逐渐失去正常生活能力的过程。
家中最年轻的陈松年，反而成了必须留下来的人。他没有兄长那样显赫的革命履历，却承担起照料母亲、姐姐和后辈的责任。生活困难时，他做过基层工作，后来在安庆任职，并成为安庆市政协常委、文史馆馆员。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庆期间，曾询问陈松年的生活情况，地方也给予相应帮助。
这种关照不能抹去早年的困顿，却说明烈士家属并未被完全遗忘。陈松年一边抚养后代，一边整理家中旧事，沉默地维持着这个家庭的延续。1978年，他当选安庆市政协常委，1990年去世。

陈乔年牺牲时，妻子史静仪已经怀有身孕。孩子出生后，因战乱、生活压力和家庭变故，多次转托抚养，后来与亲属失去联系。史静仪赴苏联学习后，也曾托人寻找女儿。遗腹女后来使用过苗玉等名字，身世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确认。
这场寻找持续了数十年。直到1994年，陈乔年的遗腹女才在福州一带被找到，家族终于得以确认这段中断多年的亲缘关系。陈乔年留下的，不只是烈士名册上的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在动荡中辗转成长、直到晚年才重新接上家族记忆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