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史上死法最令人惋惜的一代名将：误杀他的人，后来竟成为我军开国上将之一
1927年冬，江西宁冈龙江书院，吕赤和陈伯钧面对的并不是一所设备齐全的军校，而是一支刚刚起步的革命武装。书院里的教室、操场和简陋军械，后来共同构成了红军军官教导队的基础。
这支队伍最缺的，不只是枪和子弹，更是能够带兵、懂战术、会训练的干部。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吕赤，原名吕希贤，四川人，受过较完整的军事教育，参加过北伐和秋收起义。到教导队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大队长，承担起训练红军骨干的任务。
陈伯钧同样来自四川，也是黄埔系统培养出来的军人。他比吕赤年轻，担任教导队副队长。两人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关系，在革命队伍中还形成了上下级之间的工作联系。那时的红军，许多干部都是在战斗中学习，教导队因此不只是学校，也是部队补充指挥人才的重要渠道。

有意思的是，教导队的训练很快就被战事打断。1928年初，部队在湖南酃县一带作战，枪械损耗严重，修理武器几乎成了日常事务。红军早期装备来源复杂，缴获、修复和反复使用是常态，军械管理条件远不能和正规军相比。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本可避免的事故发生了。1928年3月，陈伯钧在处理一支枪械时，枪支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了吕赤。吕赤随后身亡。战场上的牺牲已经令人痛惜，而这种发生在同志之间、发生在非战斗状态下的死亡，更让教导队上下难以接受。

陈伯钧并非有意伤害同伴，但事故造成的后果无法改变。按照当时的军纪，误杀高级干部并不是一句“无心之失”就能了结。陈士榘等人参与了后续处置，陈伯钧受到降职和惩罚。相关回忆材料对处罚细节有不同说法，能够确认的是，他没有因这一事故被处死，而是被保留下来接受处分。
毛泽东当时对这件事的处理，重点并不在于替陈伯钧开脱，而在于区分故意犯罪与意外事故，同时衡量一个干部的能力和部队建设的需要。有人劝陈伯钧不要灰心，他只回答：“吕赤同志的牺牲，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类表态未必能消除伤痛，却说明事故给当事人留下了长期影响。

吕赤的离去，损失的不仅是一名指挥员。教导队刚刚建立，能够把军事知识转化为训练方法的人十分有限。吕赤承担着培养基层军官的职责，他的突然死亡，使这支年轻队伍失去了一位重要教官。早期红军的人才储备本就单薄，一起意外往往会牵动训练、指挥和部队发展的多个环节。
陈伯钧则背负着处分继续服役。1932年10月，他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入红军学校学习。职务下降，并不意味着军事生涯就此结束。1933年1月，他重新获得任用，调到红五军团工作，后来又在红军大学任教，继续参与干部培养。
这一阶段的陈伯钧，经历的不只是个人起落，还有红军内部军事路线和指挥体系的调整。1936年2月，他任红四军参谋长；同年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又担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战事、组织关系和干部任用彼此交织，个人命运很难脱离整个革命队伍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陈伯钧长期在红军各部任职，参与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曾与董振堂等将领共事。他的经历说明，早期红军对干部的评价，既看政治立场，也看实际指挥能力。处分可以留下记录，却不必抹去一个人继续工作的可能。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结果无法抵消吕赤在1928年留下的遗憾，也不能把一次误杀解释成值得歌颂的传奇。它只是呈现出那支军队真实而复杂的一面：武器匮乏会制造风险，纪律必须执行，干部也需要在错误之后接受考验并继续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