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提出警示，要警惕十五五规划编制过程里暗藏的华盛顿共识思路。核心风险就是，部分声音主张把水、电、通信这类关键公共资源私有化，还借用海外论文、所谓国际惯例，为资本介入公共服务铺路。

围绕“十五五”的讨论中，卢麒元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上：市场机制到底应该走到哪里，公共资源又该由谁守住底线。2026年1月，相关评论文章转述其观点称，他担心一些研究主张把水、电、网络、数据等领域资本化，并以海外学术成果和“国际经验”为依据，推动公共资源控制权发生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这属于卢麒元针对规划研究和政策边界提出的警示，并不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作出的安排。

“华盛顿共识”之所以被他反复提及，与这套经济政策的历史含义有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概念在国际经济政策讨论中形成，私有化、放松管制、扩大市场作用等内容被纳入相关改革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也把私有化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卢麒元担心的，并非市场机制本身，而是把适用于一般竞争行业的逻辑直接套到具有自然垄断、基本民生和安全属性的领域。

水、电、基础通信与普通商品不同。居民可以推迟购买耐用品，却无法长期离开供水、供电和通信服务；企业生产和城市运行也离不开这些基础网络。这类行业既要讲效率，也要承担普遍服务、稳定供应、应急保障和长期建设责任。偏远地区投入高、回报慢，但公共服务不能因此停止覆盖。卢麒元的警示重点就在这里：如果只拿资本回报率评价公共设施，就可能把长期公共责任压缩成一张财务报表。

这种担忧也涉及“所有权、经营权和竞争机制”不能混为一谈。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不等于把公共资产整体出售；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竞争性业务，也不等于把自然垄断网络交给资本自由定价；推进价格改革，更不等于取消政府监管。把这些层次都概括为“市场化”，容易造成概念错位。

从已经公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看，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划出了较清楚的边界。纲要提出，国有资本要更多投向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和公益性领域，同时强调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政策方向并非简单的“国退民进”，而是区分关键环节和竞争环节，让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适合的位置发挥作用。

价格机制同样如此。纲要提出推进部分能源价格市场化，也明确要求加强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并完善居民阶梯水价、电价、气价制度。水利供水、公用事业收费改革被放在监管框架内推进。市场可以帮助提高配置效率，但涉及基本民生和垄断网络时，公共责任与价格监管不能缺位。
通信领域也有类似区分。“十五五”提出电信、互联网等服务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同时强调网络强国建设和数据安全。这意味着扩大准入主要面向可形成竞争的服务与业务，并不能据此推导出国家要退出关键通信基础设施。把“开放”直接解释成“出售”，既不符合规划文本，也容易把改革讨论引向极端。

卢麒元特别警惕海外论文和所谓国际惯例被当成政策正确性的证明。学术研究可以借鉴国外案例，政策制定也需要比较国外经验，但中国人口规模、区域差异、能源结构和公共服务体系都有自身条件。海外某种模式能不能移植，不能只看论文结论，更要看制度环境、监管能力、社会成本以及是否符合中国发展目标。

对“十五五”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拒绝资本，也不是否定市场，而是把边界画清楚。国家已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十五五”规划也明确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另一方面，规划要求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把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命脉行业与公共服务领域。这两条并行，说明中国改革并非照搬单一教条。

所以，卢麒元这次发出的警示，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一句“要不要市场化”，而是谁掌握关键资产、谁承担普遍服务、谁决定基本价格、出现风险时谁负责兜底。水、电、通信关系千家万户，也关系产业安全。资本可以参与建设、技术和服务创新，但公共属性不能在模糊概念中被淡化。

“十五五”已经把人民至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写入基本原则，并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列入发展目标。守住这些原则，再吸收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路径。卢麒元的提醒可以被理解为一道风险提示：关键公共资源更要把产权边界、监管责任和民生底线讲明白，不能让“国际惯例”替代中国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