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李玉琴探监时与溥仪同房，11年来第一次。第二天她哭着说：我要离婚。
很多年后，人们翻开抚顺保存的那份特殊卷宗，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一位曾经被称为“皇妃”的女子，最后却是在人民法院里，以普通公民身份结束一段婚姻。1957年，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关注，不只是因为被告是爱新觉罗·溥仪，更因为它见证了旧时代身份体系被打破后的社会变化。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李玉琴的人生并不是从皇宫开始，而是从东北农村开始。1928年，她出生在长春附近普通家庭。那个年代的东北，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影响之下，普通百姓的命运经常被外部力量左右。1943年，她进入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级学校读书，随后被选入伪满皇宫，成为溥仪身边的“福贵人”。
这段婚姻从根源上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悲剧色彩。李玉琴并不是因为爱情走入宫廷，而是在殖民统治和等级制度下，被推向了一个她无法决定的位置。溥仪虽然拥有“皇帝”称号，但在日本扶植的伪满政权中，实际只是维护殖民统治的一枚棋子，这个所谓皇宫，本质上并不是自由生活的地方。
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随之覆灭。溥仪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俘获，李玉琴则留在东北，结束了短暂的宫廷生活。曾经围绕她的身份光环迅速消失，留下的是普通人的生存压力。她经历过被议论、被误解，也经历过重新寻找生活方向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对伪满时期遗留问题采取了历史处理方式。1950年，溥仪被移交回国，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这个阶段，中国没有简单延续旧式惩罚逻辑，而是通过教育改造推动这些特殊人员认识历史责任。对于溥仪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这也是一次从旧制度人物到普通公民的转变过程。
与此同时，李玉琴也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1953年，她回到长春，与家人团聚。后来进入长春市图书馆工作，负责图书整理等事务。这个变化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她第一次真正接触普通社会，也第一次以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位置。
很多人认为，李玉琴离婚是因为某一次见面后的冲动，但实际情况更加复杂。长期分离、生活环境差异、过去婚姻基础薄弱，这些因素早已存在。1956年，她到抚顺探望溥仪，双方多年后重新面对彼此。管理部门曾希望通过接触改善两人的关系，但现实证明，过去那段婚姻留下的问题，并不是一次相处就能够解决的。
李玉琴后来提出离婚，本质上是希望摆脱过去身份带来的束缚。她面对的不只是夫妻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一个普通女性，是否能够摆脱历史安排给她的角色。她选择离开，并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希望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
1957年2月4日，她来到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她面对的是一位特殊的被告，但法院处理时并没有把案件变成政治事件，而是按照婚姻案件程序推进。这个处理方式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说明旧时代留下的特殊身份，在新中国法律框架下面临重新定义。
案件审理过程中，李玉琴提出的核心理由包括：当年婚姻并非自主选择，两人长期分离，没有形成真正夫妻感情，同时年龄差距较大。1957年3月16日，法院收到正式诉状；4月，案件进入审理程序；5月，溥仪提交答辩，同意解除婚姻关系。
1957年5月20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离婚判决，准许李玉琴与溥仪离婚。法院依据双方婚姻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认定双方长期没有共同生活基础。这个结果说明，在新中国建立的司法体系中，即使面对曾经的“皇帝”，法律程序也不因身份特殊而改变。
李玉琴离婚后，没有继续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1958年，她与长春广播电台工作人员黄毓庚结婚，组建新的家庭。她后来出版回忆作品，记录自己的经历。2001年，她在长春去世，结束了波折的一生。
今天重新看这段历史，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皇妃离开皇帝”的传奇色彩，而是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变化中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李玉琴曾被旧制度推上特殊位置，也曾因为这个身份承受压力，但她最后选择回归普通生活。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起离婚案件留下的价值，不在于制造一个传奇故事，而在于说明一个社会如何面对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复杂人物和复杂关系。身份会随着时代消失，个人生活却需要继续前行。李玉琴走出的那一步，代表的是一个旧时代人物向普通公民身份转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