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名台湾连长冒死游泳横渡台湾海峡回到了祖国大陆，而他的妻子在接受审问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我的丈夫交代，如果有一天自己突然失踪了，那么我就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
很多人知道林毅夫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职务，却不知道他早年几乎沿着台湾地区军方精英培养路线一路向前。他先后接受大学和军校教育，又读了企业管理研究所，随后被派往金门马山。按照当时的履历，他留在岛内继续发展，前景并不差。
这正是这件事最特别之处。林正谊不是生活走投无路，也不是在军中混不下去，更不是临时起意逃离。他是在已有稳定位置的时候，主动切断原来的职业道路。评价这种选择，可以争论他的方式，却很难否认他付出的个人代价极高。
陈云英承担的代价甚至更隐蔽。丈夫突然离开后，她还留在台湾地区，身边有孩子，自己又处在人生压力最重的阶段。海上的风险集中在几个小时，留在原地的人面对的却是身份压力、家庭负担和漫长等待。这部分经常被传奇叙事遮住。
“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因此才有了特殊意味。这并不是一句浪漫情话，而是两个人对分离后果的提前估计。当时两岸长期隔绝，普通家庭一旦被海峡分开，几年甚至十几年见不到面并不稀奇。那一代人的家庭命运，经常直接被两岸局势改变。
把时间拨回1979年，环境也正在发生变化。大陆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同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金门过去长期处于军事对峙前沿，马山与厦门隔海相望，对驻守当地的人来说，大陆不是地图上的抽象概念，而是肉眼可以感受到的存在。
林正谊后来谈到自己的选择时，多次把原因放到“中国人”和国家发展这个层面理解。他关注大陆变化，也思考两岸前途。站在今天回看，这种思想转变并不是一夜形成，而是个人经历、民族认同和时代变化逐渐叠加后的结果。
来到大陆后，林毅夫的人生并没有停留在“泅渡者”这个身份上。他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又获得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机会。1980年代的中国迫切需要理解现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人才，他此后的方向恰好与国家改革发展进程发生了紧密联系。
1983年，陈云英带着孩子赴美与丈夫团聚。所谓“十八年寒窑”，实际只等了大约四年。四年当然比十八年短，可对一个不知道何时能与丈夫再见的家庭来说，每一年都不能轻描淡写。夫妻重聚后，两人的人生也从军事对峙的阴影逐渐转入学术与教育领域。
林毅夫后来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大陆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并参与创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他进入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一个曾经驻守金门前沿的年轻军官，几十年后坐到国际经济机构的重要位置，这种人生转折极少见。
更值得思考的是，他后来研究的许多问题，恰好围绕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产业升级和国家发展道路。1979年他所相信的，是大陆有发展的可能；几十年后，他研究的则是一个经济体怎样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个人选择和时代进程，在他身上形成了少见的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