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 20 克极为珍贵的蛔蒿种子，并将其均分为 4 份，分别送至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这四个国营农场展开试种工作。


1952年春天，一份来自苏联的包裹经铁路辗转运抵北京。


拆开层层包装，里面只剩下一小撮灰褐色的种子，称重二十克，摊在掌心里，大约也就是一把火柴的分量。


这便是蛔蒿的种子，当时制造驱蛔药物“山道年”不可替代的原料。


彼时中国乡村，孩童肚里生虫是极为普遍的事，可药源却长期受制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且时断时续。


苏联作为友好邻邦在这年提供了这批种子，其意义不言而喻，用当时接手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话说：“金贵得很，一粒也浪费不得。”


二十克实在太少，容不得半点闪失，农业部门反复商议后决定，将种子均分为四份，每份五克，分别送往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地，由当地国营农场负责试种。


选这四个地方是经过考量的，从草原到盆地再到沿海平原，气候与土壤条件各不相同，若有一处能成，便算打开了局面。


五克种子被小心地包进厚棉纸，装进贴好标签的玻璃瓶，瓶口用蜡封死，由专人护送，分乘四天四夜的火车，朝着四个方向散去。


呼和浩特的农场接到种子时，地才刚刚解冻，工人们连夜用树枝和旧苇席搭了遮棚，白天太阳出来揭开，傍晚再盖上保温，几个人轮班守着。


可草原边缘的风太硬，蛔蒿苗刚冒头便瑟缩着长不大，茎秆始终泛着一层灰白。


到了六月底，地里稀稀拉拉只剩几株还在硬撑，老周蹲在田埂上抽了半袋旱烟，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大同那边的情形也强不到哪里去，春天风沙一起，白天都睁不开眼。


工人们只得每天清晨提水冲洗叶片上的积土，如此折腾了两个月，最终收获的植株还是又黄又瘦。


西安的条件按理说最占优势，关中平原四月便暖了，阳光也充足，种子播下去后出苗倒是顺利，可问题出在雨水上。


那年春夏之交雨水偏勤，蛔蒿这东西耐旱怕涝，根在水里泡久了便开始发黑。


农场的人急中生智，把剩余的苗移栽到高垄上，又连夜挖沟排水，总算是保住了几株。


可到了秋天，收上来的种子寥寥无几，勉强够来年再做一次小范围试验，谈不上量产。


四份种子的希望，渐渐都寄托在了潍坊。


潍坊地处胶东平原，潍河与弥河之间的冲积地带，土层深厚，透气性也好。国营农场位于潍县城郊一片开阔地上，早年种惯了小麦和棉花。


负责接手的农工姓张，工友们都喊他老张，他过去没见过蛔蒿，接过那五克种子时，只觉得轻飘飘的，又闻不出什么味道。


老张不敢大意，先取了一半做育苗试验，剩下的用厚纸包好锁进队部的抽屉里。


育苗床选在场部东南角一块向阳的坡地，老张每天清晨五点准时到地头，手里捏着一根半截木棍，戳戳土，干了便从井里挑水来浇，湿了就翻开表层晾着。


蛔蒿出苗比本地庄稼慢得多，别的作物三五天破土，它要七八天，第八天晌午，老张蹲在地头抽旱烟，眯眼一瞧，土缝里冒出了针尖大的两点绿。


他急忙掐灭烟头，凑近了看，确认是蛔蒿的幼芽，这才回屋在记录本上工工整整写下：“五月十七日，出苗两株。”字迹歪歪扭扭，却格外用力。


胶东半岛的五月，白天太阳一晒能到二十多度，夜里却又跌回十度以下，老张带着几个年轻工人轮值，夜里给苗床加盖干草。


有时风大，草帘子被刮跑了，值夜的人就打着手电筒满田找，找回来重新压好。


六月里，苗长到了半尺高，叶片舒展开，风一吹，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药味，刺鼻得很。


老张不懂化学分析，他揉碎一片叶子闻了闻，淡绿色的汁液沾了满手，冲得脑门发紧，可他知道，这股味道说明苗活了。


整个夏天，农场的人像侍弄婴儿一样侍弄这几亩试验田，他们发现蛔蒿根系浅，便减少了中耕的深度；又怕夏季暴雨，便在田四周挖了简易的排水沟。


那年七月台风过境，连着下了两天急雨，多亏沟渠挖得及时，地里没存住水，八月之后，蛔蒿进入了快速生长期，茎秆拔高，枝头渐渐泛出淡黄色。


到了九月，细碎的黄花开了一片，说不上好看，但整片田里浮着一层淡淡的药香，路过的人都忍不住驻足。


秋天收种时，老张用镰刀一株株割下，摊在场院里晾晒，最后称下来，收成的种子和可用植株足有三大麻袋。


消息传到北京，部里的人很快回了电报：来年扩种。而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大同、西安三地的电报也到了，语气明显带着遗憾。


1953年开春，潍坊农场专门划出了独立地块，种植面积从几分地扩展到了十几亩。附近寿光、昌邑的农技员也跑来学，看老张怎么育苗、怎么控制水肥。


没有多久，蛔蒿在潍坊周边便扎下了根，提取的山道年被送进药厂，做成了大批发往农村的药物。


许多年后，那些吃过宝塔糖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那颗糖里的有效成分，最初竟是从一把比火柴还轻的种子里长出来的。


信源：【记忆】消失的“宝塔糖”：几代人的甜蜜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