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一名记者流着眼泪为一位抗日将军拍下了最后的遗容，这名抗日英雄是杨杰将军，而他临死前说了一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鼓励众战士奋勇杀敌，誓死与阵地共存亡。
杨杰1895年出生于河北容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毕业后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此后，他经历北伐等军事行动，从基层军官逐步做到团长、旅级副职。到1937年4月，他已经担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随后升任少将副旅长并兼团长。这个履历说明，他不是临战才被推上去的新人，而是从多年军事生涯中走出来的指挥官。
上海战场给中国军队上的第一课，就是现代战争的残酷远超许多人的想象。日军拥有海空力量和较强的重炮火力，中国军队却必须依托河浜、村落、道路和临时构筑的阵地层层阻击。看起来只是一座桥、一条河、一片村庄，背后却牵动整个战线的进退。杨杰后来负责的西塘桥，正处于这样的绞杀线上。
10月6日，日军第三、第九师团从蕴藻浜北岸发动进攻，杨杰部队投入死守。到了10月10日，日军进一步集中兵力，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下连续冲击阵地。友军通过电话询问情况时，杨杰给出的答复是“尚能支持，不须后援”。这几个字放在地图上看很短，放到当时的战场上，却意味着他判断部队还能够继续顶住压力。
这种选择不能简单理解成个人逞强。淞沪会战打到10月，战场上的伤亡和消耗已经极其严重，中国军队面对的又是不断增援的日本侵略军。一个前线指挥官如果轻易后撤，可能造成相邻阵地连锁松动；如果死守，又可能把自己和部队一起拖进极端危险的局面。杨杰选择继续守，这既是军事判断，也是一名军人在民族危亡时承担的责任。
10月11日晚，战斗进入最惨烈阶段。日军炮火进一步加强，第一旅原有防御工事遭到严重破坏，阵地出现危机。杨杰没有留在相对安全的位置等待战报，而是亲自冲到前沿组织抵抗。阵地被突破后，他率部与日军混战，并在激战中中弹牺牲。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值得今天的人想一想：为什么1937年的中国军队会出现这么多高级军官直接死在第一线？答案很现实。面对日军的火力优势，当时不少阵地一旦被突破，后方并不存在足够深的安全纵深。军官到了关键时刻必须亲自组织反击，否则部队很可能迅速失去控制。淞沪会战中黄梅兴、蔡炳炎、路景荣等将领相继阵亡，杨杰并非孤例。
杨杰没有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有看到中国后来走过的漫长复兴道路。他42岁时倒在上海战场上，生命停在了1937年10月11日。但今天重新寻找他的名字，并不是为了把过去重新演一遍，而是告诉后来的人：民族危亡之际，有人把个人生死放到了国家命运之后。对中国人来说，这种选择值得记住；对历史来说，这个名字也不该被随意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