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赵尚志牺牲后，一个汉奸在验尸时，用脚踢了踢他的脑袋，这时，叛徒扇了这个汉奸一巴掌，怒喝道：“你是没有手吗？”
把时间拨回九一八事变之后，赵尚志真正面对的，并不是几场孤立的战斗，而是一整套殖民统治机器。日本侵略者建立伪满洲国，依靠日军、伪军、警察、特务和地方汉奸控制东北。东北抗日武装既要打敌人的正规军，又要躲特务渗透，还要在封锁中解决粮食、药品和棉衣。赵尚志就是在这种环境里一步步成为日伪眼中的“心腹大患”。
1933年10月，赵尚志组建珠河反日游击队。黑龙江方面的党史资料记载，他最初带到珠河的力量只有数人，后来建立起一支13人的游击队。几十个人、十几条枪，对上的是拥有铁路、公路、据点和现代军队的侵略者。这种力量差距摆在今天看，几乎令人难以相信这支队伍后来能在北满不断发展。
赵尚志的厉害之处，也正在这里。他不仅敢打，而且懂得怎么让一支小队伍活下来、长起来。他带领部队不断袭击据点、截击运输、开辟游击区，到1936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正式组建，赵尚志担任军长。与此同时，第六军、第八军等北满抗日力量的发展，也得到过第三军的支持。
日本侵略者后来为什么给赵尚志开出重赏？不是因为一句豪言壮语，而是因为北满的山林里真有一支部队让他们不得安宁。赵尚志率部远征松嫩平原，连续进行百余次战斗，在珠河、汤原、木兰等十多个县开展游击活动。日伪方面曾悬赏万元搜捕他，“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也由此成为流传甚广的一句话。
更容易被后人低估的，是东北抗联面对的自然环境。东北冬季极寒，抗联将士长期在林海雪原中活动。有关抗联史料记载，严冬时气温可降到零下40摄氏度左右，粮食断绝时，有人吃树皮、棉絮，甚至煮靰鞡鞋充饥。有时为了避免炊烟暴露位置，连火都不能生。这不是影视剧里的悲壮镜头，而是活一天都要付出代价的战争。
正是在这样的绝境里，人与人的差别被无限放大。有的人越打越硬，有的人开始动摇，还有人干脆转身站到侵略者一边。谢文东就是一个极具警示意味的人物。他并非一开始就是日伪走狗，早年也组织过抗日武装，还曾与赵尚志合作，这也使两个人后来截然不同的道路格外刺眼。
1935年前后，赵尚志与谢文东、李华堂等抗日力量确实进行过联合行动。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发展时期，谢文东成为第八军军长之一。那时候，他们至少在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件事情上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也正因为有过这段历史，谢文东后来投敌才更不能被轻轻带过。
到了1939年，北满抗战形势已经极端恶化，日伪军不断加强“讨伐”、封锁和分化。就在抗联最需要坚持的时候，谢文东叛变投敌。人民网党史资料把包括谢文东在内的抗联军长投敌称为抗联军史上的耻辱。这个评价并不重，因为一个熟悉抗联组织、活动区域和作战方式的人倒向敌人，造成的危险远比普通叛变更大。
再看赵尚志，他同样经历过最困难的低谷，也曾面临误解、挫折和孤立，却没有把枪口转向自己的民族。他完全可以寻找一条风险更小的道路，但他还是回到东北继续抗日。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不是看他顺境时喊过什么，而是看所有退路摆在眼前时，他到底朝哪个方向迈了一步。
1941年末至1942年初，日伪方面采取的已经不是单纯军事围剿。日本战犯田井久二郎后来的供述表明，日伪特务机关专门策划让刘德山、张青玉潜入赵尚志身边，寻找暗杀机会。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意识到，用常规“讨伐”难以彻底解决赵尚志，于是把特务渗透变成了杀人的刀。
1942年2月12日凌晨3时左右，刘德山从背后向赵尚志开枪，击中其下腹部。重伤后的赵尚志被约30名伪警察警备队人员捕获，当天上午7时牺牲。这个准确到小时的时间，是2025年根据日本战犯田井久二郎留下的笔供和庭审材料进一步确认的。八十多年过去，历史档案仍在补齐英雄生命最后几个小时的细节。
敌人对赵尚志遗体的处置，则暴露出侵略战争最野蛮的一面。赵尚志牺牲后，日军割下他的头颅，把躯体投入松花江冰窟。头颅后来被带到长春。2026年吉林方面披露，当年长春般若寺僧人怀着民族大义，将烈士头颅讨回并秘密埋藏，才使这段忠骨得以保存下来。
一个人偶尔对昔日战友产生复杂情绪，并不能改变他已经站到什么阵营。民族战争尤其如此。谢文东后来仍走在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抗战胜利后，他又成为东北地区武装匪首之一。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开展大规模剿匪，其武装遭到连续打击。历史给人的教训很清楚：早年的抗日功劳，不可能成为后来背叛民族的免罪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