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原马家军改编的解放军7师，部分官兵发动叛乱。王震叫来7师师长，质问：
一支旧军队换上新军装，最难换掉的从来不是帽徽，而是它内部多年形成的人身依附、派系关系和利益纽带。骑兵第7师的故事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率新疆原国民党驻军通电起义，26日包尔汉方面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到年底，起义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和平解放避免了大规模战争，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和社会红利，可和平接收从来不等于内部所有问题已经消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骑兵第7师并非一支普通地方部队。其前身与国民党骑兵第5军、马步芳军事体系关系很深，旧有军官网络、上下级关系乃至生活方式都延续了相当长时间。这样的部队接受改编以后，组织形式可以迅速调整，政治认同却不可能靠一道命令瞬间完成。真正的考验，是旧体系失去靠山之后会不会重新寻找出口。
1950年3月，积压的问题突然集中爆发。骑兵第7师共有17个连队、2511名官兵卷入，在迪化地区6个县市先后制造7次武装叛乱。这个数字说明，事情远不是几个军官酒后闹事，更不是网络故事里“一营骑兵半夜拔刀”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必须迅速切断扩散链条的军事危机。
更危险的是，兵变发生时，北疆还有另一股武装势力正在制造动荡。乌斯满等人趁解放军分兵驻防和开展生产之际，在昌吉、呼图壁、玛纳斯、阜康、奇台、木垒、巴里坤、伊吾等地活动。公开资料称，其武装和被胁迫群众一度达到4.5万人。骑兵第7师若与其形成稳定合流，新疆北部局面就会复杂得多。
当时采取的办法也并不是让韩有文带着旧部自己解决全部问题。对骑兵第7师叛乱，王震将平叛任务交给第17师政委袁学凯，叛军很快遭到打击；对乌斯满武装，又另行组成北疆剿匪指挥体系。一个是迅速处置内部兵变，一个是对付范围更大的地方武装，两条线必须分清。
真正高明之处，是军事打击没有变成不分对象的处理。剿匪部队进入牧区后，对被裹挟群众和核心武装加以区别。人民网记载，部队缴获的畜群要求尽量物归原主，被胁迫的牧民返回后不予追究。这样一来，乌斯满赖以扩大队伍的群众基础就被一点点拆掉。打掉枪只是第一步，让人不再跟着匪首走才更关键。
枪声停下来以后，真正艰苦的工作才刚开始。第二十二兵团没有简单把大量起义官兵遣散，而是逐步转向生产建设。湖南省档案资料记载，陶峙岳曾长期参与这些部队的改造和生产工作，1954年8月第二十二兵团等部队又参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意味着一批过去靠骑马打仗生活的人，开始拿起铁锹、修水渠、开荒地。
从军队建设角度看，这才算完成了最深的一层变化。把一名旧军人缴械并不难，难的是让他相信自己的前途不需要依附旧军阀；消灭一支叛军也并非全部任务，更重要的是让制造叛乱的社会条件越来越少。军队改造、剿匪、生产、交通和基层治理彼此咬合，才逐渐把新疆从战乱年代留下的旧秩序中拉出来。
骑兵第7师事件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意义：对和平起义人员，既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来自旧军队就永远不信任，也不能因为已经宣布起义就认为风险自动归零。该团结的团结，该教育的教育，真正拿枪破坏秩序的则坚决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