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戏表演系毕业。

同班的徐帆，去了北京人艺。陈小艺，进了总政话剧团。胡军、何冰，也各有单位。

就江珊，手里什么都没有。


2026年4月24日，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揭晓，江珊凭话剧《德龄与慈禧》拿了主角奖。
 
 
第二天，她没有休息，出现在浦东一个工地的慰问演出现场。
 
 
颁奖台和工地舞台，只隔了一个晚上。
 
 
我看到这个细节，心里挺复杂。
 
 
不是因为觉得她辛苦，而是突然意识到，一个演了三十多年戏、拿过飞天奖的演员，到了快六十岁，还在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一件事：她没有单位，所以不能停。
 
 
很多人不知道，江珊原本是有单位的。
 
 
1991年，她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同班徐帆、陈小艺、胡军、何冰，都进了北京人艺。
 
 
江珊也考进去了。
 
 
可她在北京人艺只待了三个月，就递了辞职信。
 
 
原因是新加坡一家唱片公司找她签约，而单位对新人出国发展有严格限制。
 
 
要么留，要么走。
 
 
二十四岁的她选了走。
 
 
这一步，她赌对了。
 
 
《过把瘾》播出，她演的杜梅火遍全国。
 
 
同年她的个人专辑《只爱我一个人》发行，里面的《梦里水乡》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那两年，江珊是真正的顶流。
 
 
但热闹过去之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浮出来：她没有单位。
 
 
没有单位意味着没有底薪，没有工龄，没有社保，也没有退休金。
 
 
拍戏就有收入，不拍就断。
 
 
这种日子年轻时看不出来，年纪越大越明显。
 
 
她也试着回头。
 
 
1994年前后，中央实验话剧院排话剧《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江珊和史可主演。
 
 
当时有说法，演好了能解决编制。
 
 
她推掉不少影视邀约接下这部戏，巡演票房不错。
 
 
可后来剧院和制作方因为分成问题闹翻，又突然宣布恢复演出，没通知两位主演。
 
 
江珊当时因为病毒性心肌炎在医院打点滴，史可也因病住院，两人都上不了台。
 
 
演出取消，观众退票。
 
 
事情闹大后，有报道说演员“不满片酬而罢演”。
 
 
江珊说有病历、有医嘱，但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很难翻案。
 
 
最后她和史可被中央实验话剧院除名。
 
 
后来这家院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为国家话剧院，编制更紧，她再也没能回到体制内。
 
 
我并不是想替她喊冤。
 
 
她自己说过，对当年的选择不后悔。
 
 
我只是从这个故事里看到一种很普遍的人生处境：年轻时觉得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年纪大了才发现，稳定的成本比想象中高。
 
 
这两年，考公考编越来越热。
 
 
我身边不少年轻人一边喊着不想被束缚，一边又挤破头想进体制。
 
 
他们不是没有野心，而是太清楚一件事：自由职业的账，不是每个人都能算得过来。
 
 
江珊好歹红过，有作品，有商演，有话剧舞台。
 
 
可大部分选择自由的人，既没有她的名气，也没有她的机会，最后只能在社保和房租之间反复焦虑。
 
 
当然，我也不会说体制内就一定好。
 
 
江珊的同班同学有编制的，现在确实安安稳稳退休了，这是事实。
 
 
可如果当年她不走，也许就不会有《过把瘾》里的杜梅，不会有《梦里水乡》，也不会有今天还能站在话剧舞台上的江珊。
 
 
稳定和自由，本来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不适合。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江珊后不后悔，而是我们能不能在年轻的时候，把“自由”和“保障”这两本账算清楚。
 
 
自由是有代价的，代价可能要到五十岁以后才显现。
 
 
稳定也是有限制的，限制可能从你签下合同那天就开始了。
 
 
有人用三十年的自由换了一身本事，有人用三十年的稳定换了一份安心。
 
 
谁也别轻易说谁选错了。
 
 
江珊在采访里说过一句大实话：“我没有退休金，没法退休。
 
 
”这不是卖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到了人生后半程必须面对的现实。
 
 
她还在演，还在唱，还在拿奖后第二天去工地。
 
 
你可以说她辛苦，也可以说她活得很带劲。
 
 
但更多的人应该从中看到：选择从来不只是关于年轻时爽不爽，还关于老了以后稳不稳。
 
 
所以，看到“领奖第二天去工地”这个画面，我不觉得她可怜，反而觉得她挺硬气。
 
 
一个快六十岁的人，还能靠自己的手艺站着挣钱，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只是作为普通人，我们更该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这样，把自由活成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