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在最新的视频里提出了一种观点：中国孩子从小既学中文又学英语，有可能破坏孩子的思维系统。在他看来，语言是最基础的思维架构，同时接触两门语言，两套语言体系之间就会互相干扰，孩子便会陷入到底用英语思维还是用母语思维解决问题的两难境地。

这话听着挺唬人，可仔细一琢磨，漏洞不少。

按他的逻辑，全世界双语、多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思维系统早该崩盘了。瑞士不同语区的孩子从小接触多种官方语言，新加坡孩子从小在英语和母语之间切换，人家不也活得好好的？

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码转换”，说的是双语者能在两种语言之间自如切换。

这不是思维打架，而是大脑在多语言环境中的正常运作方式。部分早期研究提出，双语人群在抑制控制、任务切换层面或许存在一些正向效应，但是后续许多试验无法稳定复现该结论，学界对此至今存在重大分歧，不能视作确定无疑的规律。

项立刚说“语言是最基础的思维架构”，这话本身没大错。

可他把“两套体系”当成互相拆台的冤家，就有点想当然了。思维不是只有一个CPU，语言更不是只能装一个系统。大脑处理多语言的能力，远比我们以为的强悍。

有一个曾经流传较广的概念叫作“双语优势”，该假说认为从小接触两门语言的孩子有可能提升认知灵活性，更加善于适应规则变化，在排除干扰的专项测试当中取得不错表现。

不过近些年来更多对照试验表明，这种提升并不是每一名双语学习者身上都会显现，会受到家庭环境、教学质量、语言输入总量等多重条件制约。

当然，双语也不是没代价。

研究确实发现，双语儿童在每种语言的词汇量上，可能暂时比单语儿童少一点。可这是暂时的。综合两门语言去统计概念词汇总量，双语孩子并不落后，随着语言能力发展，这种单语种层面的差距通常会逐步缩小 。

项立刚担心孩子会“陷入两难境地”。

可现实里，双语孩子处理问题的策略往往更丰富。遇到数学题，中文读题、英文列式；碰到编程，英文写代码、中文想逻辑。这不是两难，这是两套工具换着用。

真正的风险不在语言本身，在怎么教。

如果英语课就是死记硬背、疯狂刷题，中文课也是填鸭式灌输，那孩子确实会晕。可这跟“双语”没关系，跟教学方法有关系。填鸭式教一门语言，照样能把孩子教糊涂。

还有个关键因素被忽略了——年龄和语言环境。

在自然双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两种语言都是“活”的，是交际工具，不是考试科目。这种情况下，大脑会自动分流，该用哪套用哪套，根本不需要“选择”。

中国孩子学英语的实际情况是什么？

大多数孩子一周几节英语课，课外能接触到的英语输入少得可怜。这压根算不上“同时接触两门语言”，充其量是“主学中文，捎带学点英语”。这种强度，想干扰思维系统都难。

项立刚提到的“英语思维还是母语思维”这个两难，本身是个伪命题。

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一个人完全可以用中文思考战略问题，用英文处理技术文档，用方言跟老乡唠嗑。大脑在这中间切换，根本不需要“决定用哪套系统”。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学英语”，而是“英语该学到什么程度、怎么学”。

汤家凤呼吁降低英语权重，项立刚说学英语破坏思维，两边看似同路，实则各说各的。普通家长要的，不过是一个既不折腾孩子、又能让孩子有点国际视野的方案。

有学者提出“临界期”假说，认为青春期前是语言学习的敏感窗口，这个窗口期里，孩子对语音、语法的敏感度较高，学语音发音相对不费力。

尽管临界期假说在学界仍有争论，该理论更多指向地道语音的获得；读写、阅读等能力即便度过童年阶段依然可以高效习得，因此不宜简单得出启蒙越早越好这一笼统结论。

可“趁早”不等于“往死里学”。

每天半小时的英文绘本、英文动画，跟每天三小时刷题背单词，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滋养，后者是摧残。项立刚担心的“思维破坏”，大概率是后者造成的，跟双语本身无关。

回过头看，中国近代不少知识分子可以熟练掌握两门乃至数门语言。

钱钟书通晓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中文造诣同样登峰造极；林语堂以英文完成《吾国与吾民》，笔下的中文散文也自成一派。当然这一批人的学习条件、时间投入、个人禀赋都有特殊性，这些个案不能直接套用到每一名普通孩子身上，但足以证明双语接触并不必然造成思维受损。

普通孩子当然不用跟钱钟书比。可道理是一样的：语言是工具，不是牢笼。多一把工具，多一条路。至于走哪条路、怎么走，是人的选择，不是工具的错。

项立刚的提醒有他的价值。

英语学习如果过度挤占母语空间，如果教法机械僵化，确实会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可把这个负担归咎于“双语本身”，是打错了靶子。

信源：项立刚2026年9月短视频言论、搜狐新闻2026‑09‑15相关报道；语言学视角整理自国内二语习得领域公开研究综述，文中全部分析感悟属于自媒体评述，不等于学术定论与官方教育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