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坚决不愿复出，亲笔写信向毛主席表明态度，毛主席回应：你要不要马上来见我？
信被送出去的当天下午，彭德怀走到吴家花园的仓库里，找出一个褪色的军用背囊。他把背囊抖了抖灰，放在院子的石凳上。
工作人员从窗口看见，端着茶壶走出来：“彭总，您这是……”
“收拾东西。”彭德怀没抬头，检查着背囊的肩带是否结实，“万一主席真叫我去，现收拾来不及。”
“可您的信里不是说不愿复出吗？”
“写信是写信。”彭德怀直起身，望向西南方向的山峦轮廓，“话要说清楚，但事要是真来了，也不能躲。”
他转身进了书房，拉开抽屉，里面除了那封刚寄出的信底稿，还有一沓旧地图。他抽出其中一张川滇交界的地形图，折了两折，塞进背囊侧袋。
第三天清晨，天还没亮，彭德怀已经穿戴整齐。他换上了一双底子很硬的旧爬山鞋，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几趟，试试鞋是否跟脚。鞋底敲在青砖上，发出咔咔的声响。
秘书披着衣服赶来，手里拿着刚收到的电报：“西南局急电，问您是否愿意先看三线建设的初步规划图。”
彭德怀接过电报，就着晨光扫了一眼：“图纸呢？”
“说随后航空寄来。”
“告诉他们，不用寄。”彭德怀把电报递回去，“我人过去，现场看。”
“可主席那边还没回音……”
“主席问我‘要不要马上见’，就是在等我回话。”彭德怀走回屋里，从桌上拿起钢笔，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折好装进信封，“你把这个送到中南海收发室，不必等回复。”
秘书接过信封，看见上面只写了“毛收”二字。
信送走后，彭德怀开始往背囊里装东西：两套洗得发白的军便服、一双备用鞋、一个军用水壶、一包盐炒面、那卷地形图，还有半瓶云南白药。东西不多，背囊很快就结实实地扎紧了。
中午时分，中南海的回信到了。信封里没有信纸，只有一张条子，上面是熟悉的笔迹：“下午三点，西山脚下老地方。”
彭德怀看了一眼怀表，已经一点半。他背上背囊，对工作人员说：“我骑自行车去。”
“这……要不要派车？”
“骑车快。”他已经推着那辆旧自行车出了院门。
秋日下午的西山脚下，落叶铺了一地。彭德怀把自行车靠在老松树下，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门开着，主席坐在后座，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彭德怀走过去，敬了个礼。
主席抬头看他，目光落在他肩上的背囊和那双爬山鞋上，停了片刻：“决定了？”
“决定了。”彭德怀从怀里掏出那张自己画了红圈的川滇地图，“三线最难的不是机器，是人能不能爬上山。我能爬。”
主席接过地图，展开看了看，手指点在其中一处：“这里，上周摔下去三个勘测队员。”
“我知道。”彭德怀说，“所以更该我去。我去了，摔下去的人能少几个。”
“条件比你想象的苦。”
“再苦苦不过朝鲜的长津湖。”彭德怀把背囊往上提了提，“我去，不要警卫班，不要生活秘书，不要专车。就我带两个懂地质的年轻人，走到哪算哪。”
主席把地图折好，递还给他：“明天就走？”
“今天走。”彭德怀看了一眼西边的太阳，“赶傍晚的火车，能省一夜时间。”
“这么急？”
“山里的工人等不起。”彭德怀后退一步，又敬了个礼，转身走向自行车。
主席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老彭，保重身体。”
彭德怀没有回头，挥了挥手，骑上车走了。
回到吴家花园，他只用了十分钟就把剩下的个人物品收拾完毕——其实也没什么可收的，大部分书和家具他都嘱咐留给工作人员用。最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枚抗美援朝时期的纪念章，别在了背囊内侧。
秘书红着眼眶送他到门口：“彭总，至少带个卫生员吧？”
“山里有赤脚医生，够了。”彭德怀拍了拍他的肩，“菜地里的萝卜，记得收。”
去火车站的路上，他让司机在永定河边停了一会儿。他下车走到河岸上，捧起一捧河水洗了把脸，然后对着北方敬了个军礼。
傍晚六点四十分，开往西南的列车缓缓启动。彭德怀坐在硬座车厢靠窗的位置，背囊放在脚边。车厢里人声嘈杂，没人认出这个穿着旧军装的老头是谁。
列车驶出北京站，夜色渐渐笼下来。他掏出那张川滇地图，就着车厢顶灯微弱的光，用红铅笔在其中一处画了个圈。那里标着海拔三千四百米，等高线密得像头发丝。
对面座位一个年轻人探头问：“老同志，您是去西南出差？”
彭德怀收起地图，点了点头：“嗯，去爬山。”
“爬山？”年轻人笑了，“那边山可险。”
“险才要爬。”彭德怀靠回座位，闭上眼睛，“睡会儿吧，明天开始，有的爬呢。”
列车在黑夜里向南奔驰，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一声接一声，像心跳，也像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