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毛主席把那封信看了两遍，放到桌上，手指头在纸边上敲了敲。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合肥那边现在是谁在负责。工作人员回答说，是皖北军区的人，具体到合肥县，刚接管没多久，事情千头万绪，但老百姓吃饭过日子的事已经有人在抓了。
毛主席点点头，说：“卫立煌这个人，抗日时候在忻口跟日本人硬碰硬打过，后来远征军入缅，也是出了力的。他信里说的‘情分’，就是指这些。他母亲在合肥老家，不管他本人现在是什么身份，一个老太太，我们共产党不能不管。”
他当场口述了一封电报，让发给皖北军区，又让转合肥县委。电报里就三层意思：第一，查清卫立煌母亲下落；第二，生活上给予照顾，不能饿着冻着；第三，不准因为卫立煌的身份难为老太太，谁难为谁负责。
电报发出去第三天，合肥那边回了信。说老太太找到了，住在东乡卫家老宅，七十多岁，身体还算硬朗，就是腿脚不太利索。家里还有个远房侄媳妇陪着，日子过得紧巴，但还没断粮。县委的人已经上门看了，送了米面油盐，还留了个人专门照应。
事情到这儿本来就算办完了。可没过几天，又出了一档子事。
卫家老宅所在的那个村子，土改工作队刚进村。有人把卫立煌母亲的事捅了出来，说这老太太的儿子是国民党的大官，是战犯，凭什么还给她送粮送油？村里几个愣头青一听就炸了，聚了十几号人，扛着扁担锄头就往卫家老宅去，说要“清算反动家属”。
带队的工作队长姓陈，是个南下干部，二十七八岁，山东人，脾气直。他一看这阵势，拦在路中间，问：“谁让你们去的？县委有指示吗？”
带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叫赵大柱，嗓门大：“什么指示不指示！她儿子是国民党上将，跟咱解放军打过仗，这还不算反动？我们贫下中农分田地，她家以前是地主，就得斗！”
陈队长说：“卫立煌打过日本人，忻口战役他一个军顶了日军板垣师团二十多天，伤亡过半没退。后来入缅作战，也是拿命去拼的。这些你们知道不知道？”
赵大柱愣了一下，嘴上还是硬：“那他也是国民党！”
陈队长说：“是，他是国民党。可他现在人不在，老太太七十多了，你们冲一个老太太去，算什么本事？县委说了，她母亲由我们照顾，谁动谁犯错误。”
赵大柱不服，还想往前挤。陈队长把外衣一脱，往地上一摔，说：“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谁要进这个门，先从我身上踩过去。我陈某某打了五年仗，没死在国民党手里，今天要是让你们为了一个老太太把我踩死，那才叫冤。”
人群静下来了。赵大柱后头几个人开始往后缩，有人小声说：“算了吧，陈队长说得也在理，人家打日本也是真打的。”
赵大柱把扁担往地上一杵，闷声说：“那她家的地呢？地总得动吧？”
陈队长说：“地按政策来，该分分，该留留。老太太的自留地留够，口粮留足。这是县委定的，也是上面定的。你们有意见，可以往上反映，但不能胡来。”
赵大柱没话说了，挥挥手，带着人散了。
这事儿过去没两天，县委派人给老太太送了封口信，说生活上有困难随时找组织，不用怕。老太太听完，坐在门槛上抹眼泪，说：“我儿立煌走错了路，共产党还这么待我，我替他谢罪。”
这话后来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正在看开国大典的筹备方案。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卫立煌要是能回来，就让他回来。抗日有功的人，我们不会忘。他母亲的这件事，办得对，要记一功。”
没多久，卫立煌从香港辗转到了北京。他见到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润之兄，家母的事，我听说了。我卫立煌这辈子欠你的，还不清。”
毛主席摆摆手，说：“你欠的不是我。你欠的是老百姓。不过抗日那几年，你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这笔账老百姓也记着。你母亲的事，是共产党该做的，换了谁，只要抗日有功，我们都会管。”
卫立煌眼圈红了，半天没说出话。后来他留在北京，做了新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逢人就说，共产党办事，讲情分，也讲道理。他母亲在合肥活到八十三岁，走的时候，身边还有县委安排的人守着。老人临死前说：“我儿立煌，你走对了一步，就是最后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