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李亚鹏说，我爷爷和我外公都是国民党，所以我父母在那个年代其实家庭成分不太好，所以我的爸妈都是14岁从安徽和河南分别跑到了新疆。
李国林扒上第三列西行的火车时，怀里最后半块饼子已经吃完了。火车在一个小站暂停加水，他躲在煤堆后面，听见两个铁路工人在车下说话：“这趟车到兰州就清，一个不留。”
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车到兰州站果然停了。几个穿制服的人沿着车厢挨个查。李国林没等他们走近，自己从煤堆里钻出来，跳下车就往站外跑。身后的呵斥声越来越远，他跑出车站，钻进一条窄巷，背贴着冰凉的土墙大口喘气。西北的风割在脸上，他抬起头，看见了远处招工处的牌子。
招工处是个简易棚子，门口排了二十几个人。负责登记的是个戴眼镜的干部，问话简短：“姓名？年龄？能干重活吗？”
轮到李国林时，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和虚报的年龄。干部抬眼打量他：“太瘦小。我们这儿要的是能扛沙袋修渠的。”
“我能记工，能写字。”
干部顿了一下，抽出张表格：“写几个字我看看。”
李国林接过铅笔，在表格背面工整写下“水利建设”四个字。干部看了一眼，没说话，把表格翻过来：“成分？”
李国林喉咙发紧：“贫农。”
表格被收了上去。他被分到基建队，每天的工作是搬运石块、搅拌灰浆。同队的人笑他：“你这身板，石头搬得动？”他不吭声，一次比人少搬两块，但来回跑的次数比别人多。
一个月后，队长把他叫去：“听说你会写字？从明天起，你负责记全队的工分和物料。”
李国林点了点头。
他有了个本子，每天收工后坐在油灯下，一笔一画记录。本子第一页，他偷偷写了句：“今日有活，明日有路。”
1962年冬天，基建队接到新任务，要去更北的边境地区铺设通信线路。自愿报名，条件艰苦，去了可能三年五载回不来。队里没人想去。
李国林报了名。
队长问他：“图啥？”
他说：“那边缺懂线路的人，我学过一点。”
其实他没学过。但他从废品站捡来过一本残破的《无线电基础》，夜里对着油灯翻过很多遍。
北疆的雪没过膝盖。李国林跟着队伍架设线杆，手冻裂了就用布条缠紧。有一次线路故障，派去检修的人在半路迷了方向，是他靠着那本旧书上的电路图，在风雪里找到了断点。回到营地时，他的耳朵差点冻掉，但线路通了。
那年春节，食堂多分了一碗肉。炊事员舀给他时低声说：“李工，你是真能扛。”
1965年，他成了通信站的正式技术员。有一回，上级领导来视察，问起他的出身。站长代为回答：“贫农子弟，技术过硬。”
领导走后，站长拍了拍他的肩：“好好干。”
1971年，李亚鹏出生。李国林给儿子取名字时，翻了好几天的字典。最后选了个“鹏”字。他对妻子说：“这个字大，能飞远。”
儿子十几岁时，有次问：“爸，你小时候苦不苦？”
李国林沉默了很久，说：“一个人改变不了自己的来路，但能选自己怎么站。”
1998年，李国林确诊癌症。最后那段时间，他常让儿子推着轮椅到院子里晒太阳。有一天，他看着墙角堆的旧零件，忽然说：“那本《无线电基础》，还在我箱子底下。你以后要是用不着，也别扔。”
李亚鹏说：“不扔。”
李国林去世后，四百多人来送他。有他带过的徒弟，有他修过线路的村子派来的代表，还有当年基建队的老工友。挽联上没有一句提及他的出身。
李亚鹏收拾遗物时，在箱底找到了那本泛黄起毛的《无线电基础》。书里夹着一张纸条，是他父亲的字迹：“线路通了，灯就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