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被送往北京后，并未如卫立煌担忧的那样石沉大海。中央办公厅很快以加密电报的形式，将指示下达至合肥军管会：按政策妥善安置卫立煌将军的母亲，保障其生活与安全，并留意其是否有亲笔信件或特殊物件需要传递。
军管会主任老李亲自带人去了卫家老宅。老太太独居，院子收拾得干净，但屋顶有些漏雨。老李说明了来意，老太太先是一愣，随后缓缓点头，只问了句：“立煌他，在外面还好吗？”老李答：“您放心，政府理解您的心情。”临走时，老太太犹豫再三，从颈间取下用红绳系着的半块玉佩，递给老李：“这个，劳烦交给立煌。就说，娘这里都好，让他别挂念。”
这半块玉佩被谨慎封装，通过秘密交通线，几经周转送到了香港一位联络员手中。联络员正是那位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
卫立煌拿到玉佩，看了又看。他摩挲着断口，确认无误。联络员带来的那句“老太太等你”，像一颗种子落进了他心里最软的那块土。他开始盘算。
他知道台湾方面不会罢休。果然，几天后，一位说客登门，带来了新的任命和丰厚许诺。卫立煌推说身体不适，需要静养，婉言谢绝。送走来人后，他立即召来了最信任的副官和两位旧部。
“我意已决，”他开门见山，“我要回去。”书房里安静了几秒。副官低声提醒风险：香港耳目众多，资金转移、身份掩护、路线安全，每一环都可能出错。卫立煌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玉佩，放在桌上：“有它在，这些风险，我愿意承担。”
他们开始秘密运作。变卖房产和部分藏品，资金通过多个商号化整为零，分批汇往广州的指定账户。卫立煌深居简出，每日只在阳台读报，制造安心养老的假象。
行动前夕，夫人先行一步，以探望亲友名义前往澳门。卫立煌则与副官再次核对行程：次日清晨，他将扮作药材商，乘渡轮前往澳门汇合，再转道广州。
就在出发前夜，台湾方面似乎嗅到了风声。寓所附近出现了陌生的监视者。副官当机立断，取消了原定渡轮，改为凌晨时分乘坐一条运载干货的小渔船悄然离港。
海上风浪不小，卫立煌裹着旧外套，挤在潮湿的船舱里。他紧握着口袋里的玉佩，闭目不语。渔船在预定水域与接应的小火轮交接。登上小火轮后，他才换上准备好的深蓝色中山装。
几日后，他抵达广州。联络同志安排他住进一处不起眼的招待所。“卫将军，最后一段路是陆路，会比较辛苦，但最安全。”同志铺开地图，手指划过粤湘交界处的山区，“从这里坐车，换两次，再走一段山路，就能坐上北去的火车。”
山路崎岖，卫立煌拄着竹杖，走在队伍中间。汗水浸湿了内衣，但他脚步不停。走到一个垭口，领路的同志指向北方：“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湖南地界，铁路就在山下。”
三天后，他终于在湖南一个小站登上了北上的列车。车厢里拥挤但秩序井然，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歌曲。他靠窗坐下，望着窗外飞驰的、充满生机的田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列车在合肥站缓缓停稳。两位早已等候的干部迎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卫将军，欢迎回家。车子就在站外，直接送您回老宅。”
吉普车在乡间道路上扬起轻微的尘土。越是接近，卫立煌的心跳得越急。熟悉的池塘、石桥逐一掠过眼帘。终于，那棵高大的枣树出现在视野尽头，树下，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倚门而立。
车在院门外停住。卫立煌推开车门，脚步有些踉跄。他一步步走近，母亲眯着眼，仔细辨认着。他走到跟前，轻声唤道：“娘，是我。”
母亲的手颤巍巍地抬起，摸了摸他的脸颊，又摸了摸他的手臂，嘴唇哆嗦着，最终只吐出两个字：“瘦了。”
她转身往屋里走，步子很慢。卫立煌赶紧上前搀住。堂屋的桌上，一碗红枣粥正冒着丝丝热气，甜香扑鼻。母亲让他坐下，自己拿过勺子，舀起一勺，仔细吹了吹，递到他嘴边。
卫立煌低头喝下。粥很甜，很糯。他抬起头，看见母亲眼中积蓄的泪光，和窗外枣树嫩绿的新芽。他握住母亲枯瘦的手，把那半块玉佩轻轻放进她掌心，又将一直贴身藏着的另一半取出，缓缓对上。
断口严丝合缝，合成一枚完整的平安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