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张艺谋父亲临终前，躺在在病床上告诫儿子：“你一定要小心一个人，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对付不了他啊！”他只应和着父亲，却没把父亲的话装在心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之后发生的事，竟让他后悔不已……
张艺谋回到摄制组时，新片《一个都不能少》的选角工作正陷在僵局里。副导演递给他一份传真，是张伟平发来的，上面列了几个广告商，说他们愿意追加投资，但希望片中能加入一些城市学校的镜头。“这样对比更鲜明，也有商业看点。”传真末尾这样写。
张艺谋把传真搁在一边。他眼前是父亲那双浑浊却异常清醒的眼睛。他甩甩头，拿起钢笔在选角名单上划掉了一个名字，对副导演说：“就按原来的计划，全部用真正的农村孩子，一个都不换。”
《一个都不能少》最终坚持了纯粹的路子。片子送到威尼斯，拿了奖。回国后的庆功宴上，张伟平端着酒杯过来，笑容满面：“老谋子，有你的！听我的没错吧？这片子就得这么纯粹才好。”张艺谋看着他，只是举了举杯，没接话。他心里那根弦，第一次无声地绷紧了。
筹拍《英雄》时，张伟平带着一份厚厚的市场分析报告找到他。“古装武侠，这是风口。”张伟平的手指敲着报告上的数据，“梁朝伟、张曼玉、李连杰，必须全上。观众买账。”张艺谋看着那份报告，里面连海报的色调、预告片的节奏都规划好了。他想起父亲说的“对付不了”，沉默片刻，点了点头。但他加了一句：“具体怎么拍，得我说了算。”
《英雄》票房大爆。张伟平的名字在各类庆功报道中和张艺谋紧紧绑在一起。张艺谋却开始减少和张伟平的非必要见面。有些应酬，他让制片主任去；有些方案，他看完只回“已阅”，不再像过去那样打电话商讨。
裂痕在《满城尽带黄金甲》时变得肉眼可见。张伟平坚持要用当时一位声势正旺的年轻偶像，并为此调整了剧本里一个重要角色的戏份。张艺谋在会议室里听着，突然站起来，对满屋子的人说：“用谁，怎么用，我是导演。这件事，到此为止。”他没看张伟平，说完就离开了房间。那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如此明确地划清界限。
之后几年，两人维持着表面上的合作，但张艺谋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印象”系列实景演出和国家大型活动上。他与张伟平的公司依然有合约，但个人距离越来越远。张伟平几次试图插手奥运会开幕式的创意，都被筹备组以保密规定为由挡了回去。
超生事件被曝出时，张艺谋正在书房里看开幕式的工作录像。电话响了，是张伟平打来的。对方语气焦急，说刚看到新闻，问需不需要帮忙公关。张艺谋听着，目光落在书桌抽屉上——里面锁着父亲去世那年，他随手记下的一些琐碎账目，其中一页，记录着早年张伟平经手的一笔款项，数字和后来公司对账时的明细有些出入。他一直没深究。
“不用了。”张艺谋对着电话，声音很平静，“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挂了电话，没有质问，也没有提起那张纸。他知道，有些较量，不在嘴上。
罚款缴纳后，张艺谋的工作室进行了一轮彻底的调整。他成立了新的公司，核心团队全是跟了他十几年、经历过奥运会考验的老班底。新公司接手的第一个电影项目，剧本是他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的，投资方名单里，没有张伟平任何关联企业的名字。
后来，在一次电影界的年度论坛上，两人被安排在了同一排座位，中间隔了两个人。整场活动，张艺谋没有朝那个方向看过一眼。散场时，人群簇拥着他往外走，经过张伟平身边时，他脚步没有丝毫停顿，径直走向了门口等候的自己的车。
车门关上，车缓缓驶离会场。张艺谋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终于理解了父亲那句告诫的全部重量——那不是要他提防某一次陷害，而是要他看清，在巨大的名利场中，守住自己那条线的每一步，都是对付。他曾经没守住，但往后，每一步都得踩实。
车窗外的街灯光影掠过他的脸，平静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