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独子的康辉坚持当丁克，母亲苦苦哀求：“给我们生个孙子吧！”康辉却说：“养只猫也行！”直到父母去世，康辉才悔恨万分：“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要让父母抱上孙子！”话刚说完，他早已泪流满面......
他把那只叫元宝的猫抱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挠着它的下巴。母亲临终前在病床上握着他的手，力气很轻，嘴里反复念叨的，他听清了，是“孩子”两个字。当时他别过脸，只答了句“妈，您好好休息”。
几天后，处理完丧事的康辉回到北京。家里异常安静，刘雅洁在厨房煮粥。他走进客厅，第一次仔细打量这个他们住了十几年的家。书架上没有儿童绘本，墙角没有玩具箱，阳台上只有两把摇椅。这份他们精心维护的、属于两个人的秩序，此刻却像一层透明的墙，把他隔在某种圆满之外。
一周后，姐姐从老家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母亲留下的几双崭新的虎头鞋，还有一张字条：“妈去年眼睛还能看见时做的，说万一你们改了主意……”刘雅洁拿起一双最小的鞋子，指尖摩挲着上面细密的针脚，久久没说话。
那年中秋，台里聚餐。一个刚当爸爸的年轻同事给大家看手机里女儿的视频，奶声奶气地叫“爸爸”。满桌欢笑祝贺，康辉也跟着笑，喝下杯里的酒。散席时，那同事拍拍他肩膀：“康老师，您和师母这么优秀，不要个孩子真可惜了。”夜风一吹，那句话像根细刺扎进了心里。
他开始频繁地梦见孩子。有时是个看不清脸的男孩在空荡的走廊里跑，有时是个小女孩坐在他播新闻的演播室里，晃着腿。醒来总是凌晨三点，耳边只有空调的低鸣和刘雅洁平稳的呼吸。他盯着天花板，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那个“不要孩子”的决定，当初做得多轻易，如今回望就有多沉重。
转折发生在一次体检后。刘雅洁拿着一份报告，神情有些复杂。“医生说我体质有点变化，”她顿了顿，“如果现在想要孩子……也不是完全没可能。”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沉寂多年的湖面。那晚，他们没讨论这个话题，只是背对背躺着，各自睁眼到天亮。
康辉去了趟石家庄。他没通知姐姐，独自来到父母墓前。照片上的父母微笑着。他蹲下来，用手帕擦去碑上的浮尘，然后从包里拿出那双最小的虎头鞋，轻轻放在墓前。“妈，”他声音很哑，“这鞋……很漂亮。”
回京的高铁上，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手机震动，是刘雅洁发来的消息：“晚上想吃什么？我去买。”他看着这行平平常常的字，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你俩好好的就行”。他打字回复：“你做的，什么都行。”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我们聊聊。”
那晚的谈话没有持续很久。刘雅洁说，她害怕改变，害怕责任，也害怕他们之间插进第三个人。康辉说，他害怕遗憾，害怕父母的目光，也害怕未来某个时刻的悔恨。没有争吵，只是把各自心里沉了多年的石头搬出来，放在灯下看了看。最后，刘雅洁说：“我们需要时间，不是用来决定要不要，而是想清楚，为什么要，或为什么不要。”
他们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预备期”。不是预备怀孕，而是预备成为父母。他们一起去上育儿讲座，康辉记了整整一本笔记。他们拜访有孩子的朋友，从手忙脚乱的新手爸妈，到孩子已上大学的资深父母。他们甚至算了一笔详细的经济账，列了可能面临的职业调整。这个过程剥离了许多浪漫幻想，露出了育儿琐碎、疲惫甚至残酷的一面，但也让他们触摸到另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联结。
一年后的结婚纪念日，两人在家吃晚餐。元宝跳到桌边，被康辉轻轻抱下去。饭吃到一半，刘雅洁放下筷子，很平静地说：“我想试试。”
尝试的过程并不顺利。年龄、体质、长期的工作压力，都是现实的坎。他们看了中医，调整了作息，康辉甚至减少了部分一线播报的工作。有段时间，每个月验孕棒上的单杠都像一种无声的宣判。希望与失望的循环中，两人反而生出一种奇怪的战友般的亲密。一次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刘雅洁突然说：“要是实在没有，我们也尽力了，对不对？”康辉握紧了她的手。
就在他们几乎要接受另一种结局时，刘雅洁怀孕了。确认消息那天，两人坐在医院的走廊长椅上，很久都没说话。康辉看着对面墙上的宣传画，一个胖乎乎的婴儿在笑。他感到一种极其复杂汹涌的情绪，最终汇成眼角的一点湿热。
孩子出生是个男孩。康辉第一次抱起那个皱巴巴的小人儿时，手有点抖。小家伙在他臂弯里动了动，忽然睁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又合上睡去。那一刻，康辉想起母亲病床上的目光，想起父亲阳台上的烟头，想起墓前那双小小的虎头鞋。
儿子满月时，他们回了趟石家庄。在老家的院子里，姐姐抱着小外甥，康辉抱着儿子。阳光很好，两个孩子咿咿呀呀地，小手在空中抓挠。康辉抬头看了看天，云很淡。他心里那处空了多年的地方，被一种沉甸甸的、充满哭闹和奶香的充实感填满了。他知道，这不是对过去选择的否定，而是他们在人生路上，又勇敢地拐了一个弯，看见了一片新的风景。而父母没能看到的这张小脸，他会一遍一遍，讲给他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