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老大久加诺夫把底全掀了：苏联解体，全怪赫鲁晓夫当年跟中国翻脸、带头骂斯大林！
那份标注着“绝密”的报告文本，被锁在克里姆林宫档案室最深处的保险柜里。一九五六年二月会议结束后，仅有极少数人知晓其全部内容。久加诺夫第一次接触到它的影印件，是在他成为俄共中央委员后的某个下午。档案纸页边缘已经脆化，但上面用打字机敲出的每一个词，都像冰冷的钉子。
他合上文件夹，对身边的助手只说了一句：“这不是历史报告，是拆除引信。”
三十年后，在俄共代表大会的讲话稿起草会上，久加诺夫坚持要把这段因果写进决议草案。起草组的年轻理论家有些犹豫：“这样的直接论断，会不会显得过于简单？学术界更倾向从经济体制……”
久加诺夫打断了他，用手指点了点桌面：“老百姓不需要学术模型。他们需要知道，一栋楼是怎么从第一块砖开始松动的。”他停顿了一下，“而第一块砖，就是信仰被官方亲手敲碎的那个晚上。”
决议最终通过的版本，保留了这一核心判断。会场里有人鼓掌，也有人沉默。散会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党员在走廊里拦住久加诺夫，握住他的手，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点了点头，眼眶有些发红。
几个月后，久加诺夫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被台下一位大学生提问：“您所说的‘信仰悬空’，具体是如何影响后来几代人的？”
他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反而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个男孩，从小听着祖父珍藏的旧唱片里的苏联歌曲长大。祖父总是指着歌词告诉他，这些词句背后是千千万万人的理想和牺牲。后来男孩的父亲，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在一次家庭聚会喝醉后，当着孩子的面嘲讽那些歌曲是“矫饰的谎言”，并拿出一些秘密报告的片段作为证据。祖父气得浑身发抖，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男孩看着这一切，他心中那座关于父辈与祖辈一致认同的丰碑，悄然裂开了一道缝。
“那个男孩，”久加诺夫看着提问的年轻人，“后来成了叶利钦时代第一批倒卖国有资产的‘年轻专家’之一。他未必憎恨这个国家，他只是不再相信它曾建立在任何神圣的东西之上。当根基被视为虚无，那么地上的一切建筑，自然都可以被拆散了换钱。”
会场一片寂静。他接着说道：“赫鲁晓夫所做的，不仅仅是批判个人。他是在向全体国民宣告：你们过去二十年所崇拜、所为之奋斗的基石，是虚假的。当这个宣告来自最高处，带来的不是反思，是全面的虚无。而意识形态的真空，必然会被其他东西填充——可能是消费主义，可能是极端民族主义，也可能是对西方模式不假思索的崇拜。”
“那么与中国交恶呢？”另一位听众问道。
“那等于亲手拆除了东方的战略支柱。”久加诺夫回答得很快，“一个巨人，当他与最强大的兄弟反目成仇，他就必须把一半的力量时刻转向背后防备。这不是战略调整，这是慢性的失血。枪炮越造越多，面包和肥皂却越来越少。人们不会永远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忍受空荡荡的货架。民心，才是最后的承重墙。”
演讲结束，久加诺夫走下讲台。秘书低声告诉他，刚才的讲话内容已经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批评，认为他过于简化了复杂的历史进程。
久加诺夫只是笑了笑，望向窗外莫斯科的街道。“他们研究的是树木的年轮，”他说，“而我指的是当年第一斧头砍下去的位置。年轮记录了后来的枯萎，但原因，在最初的那一道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