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光绪皇帝在殿试阅卷时，翻到一份考卷，忽然停下来。他在卷子上的某处划了个圈，沉默片刻，随即红了眼眶。当日便做了决定：把原本排在后面的这份答卷，亲手提为第一名。

被圈出来的那八个字是：“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光绪帝放下朱笔，对身边的翁同龢道：“朕要的，正是这等肯与社稷同生共死之人。”

骆成骧接到及第喜报时，正在京城的八旗学馆里给几个学生讲解《论语》。送报官差等了半晌，他才从课室里出来，布衫袖口还沾着一点未洗净的粉笔灰。官差高声道贺，他却只是拱手谢过，脸上并无狂喜之色。转身回屋，他对学生们欠了欠身：“今日课先至此，诸位自修罢。”

按惯例，新科状元需先赴吏部报到，再择日游街夸官。骆成骧却在第二日清早去了翰林院，径直找掌院学士：“下官愿领编修之职，恳请即日派差。”

学士有些意外：“状元公不必如此着急，按例……”

“没有例了，”骆成骧平静地打断，“甲午兵败，条约已签，哪还有时间循例。”

他被派去参与整理历年财政奏销档案。连续三个月，他每日埋首于堆积如山的黄册与奏本之间。同僚傍晚邀他去酒楼庆贺，他一一婉拒。有人背后议论：“这位状元，未免太不识趣。”

月底，骆成骧在整理中发现了端倪。几份不同年份的福建水师军费奏销，请款名目与数额几乎一字未变。他连夜将疑点誊录成条陈，次晨呈给了掌院学士。学士看后脸色微变：“此事牵涉甚广……”

“正因牵涉广，才更应查实，”骆成骧道，“否则国帑虚耗，永无宁日。”

条陈最终还是被压下了。但骆成骧并未停笔。之后数月，他接连就裁汰冗员、核实兵额、整顿盐政等事上书。奏折虽多留中不发，却在京官中传开。有人赞他敢言，更多人笑他迂阔：“一个编修，真当自己是宰辅之才了？”

次年春，变法之议初起。骆成骧被调入新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任中文教习。他自编讲义，将经学与时务结合讲授。一次课上讲到《左传》“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时，有学生举手问：“先生，若利国之事终不能行，又当如何？”

骆成骧沉默片刻，答道：“不能行，是不为也，非不可为。今日不行，明日再试；此处不行，别处再谋。”

1898年戊戌政变后，大学堂处境日艰。许多教习或去职或噤声，骆成骧却仍按原样授课。一日课后，梁启超特意等在门外，叹道：“公骕兄，风声紧了。”

骆成骧整理着手中教案：“我知道。”

“那八个字，”梁启超低声道，“你现在还认吗？”

“认，”骆成骧抬头，“字是我写的，自然要认到底。”

庚子年乱起，两宫西狩。骆成骧当时已奉调回川，主持新式学堂。得知京城陷落的消息时，他正在批阅学生课卷。笔尖在纸上顿住，墨迹泅开一团。他放下笔，对窗外默立良久。

此后数年，他辗转于四川各学堂之间教书，拒绝了几次入仕邀请。家用全靠微薄束脩，妻子偶尔埋怨米缸见底，他只说：“再省省。”

1926年冬，骆成骧受邀赴雅安主持一场中学毕业会考。出发前夜，他将一叠手稿交给长子：“这是我这些年对学校课程的一些想法，日后若有机会……”

途中遇寒流，他染了风寒。坚持主持完两日考试后，返程路上已高烧不退。回到成都家中时，咳出的痰里带了血丝。

病榻上，他对守在床前的学生说了最后一句话：“那八个字……你们要晓得，辱字后面，不一定是死，也可以是活……活得硬气一点。”

三日后，骆成骧去世。家人检点遗物，除书籍文稿外，仅余银元七枚，铜钱数十文。厨房米缸，果然只剩浅浅一层底。

出殡那日，成都各校学生自发沿途相送。队伍经过他早年任教的一所学堂时，有人低声念起那篇改变了四川两百多年命运的策论开头：“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即臣发愤忘死之日也！’”

寒风卷过，纸钱如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