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不能打仗！” 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与同学曾延毅十分要好，是拜把的兄弟。两人出身贫寒，从军后敢冲敢战。曾延毅助傅作义坚守涿州成名，傅作义让他任天津警备司令，他捞了不少钱。傅作义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后来，傅作义当了35军军长，安排人事时，让曾延毅做了无实权的副军长。

1928年6月，北方局势再次变化，傅作义进入天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并兼天津警备司令。曾延毅也来到天津，于同年6月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一个掌管驻军警备，一个负责城市公安事务，两人的职务联系依然十分紧密。

需要注意的是，曾延毅在天津的准确职务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天津警备司令一职由傅作义兼任。曾延毅过去长期在部队带兵，此时转入城市治安系统，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已经与涿州围城时期完全不同。天津当时是北方重要工商业城市，人口密集，交通繁忙，社会关系也相当复杂。

后来的许多民间叙述，把曾延毅这段经历与财富联系在一起，甚至出现了他在天津“发了财”的说法。但究竟拥有多少财产、财富通过什么方式取得，现存较可靠的任职资料没有留下能够相互印证的具体数字，因此不能把那些夸张说法当成确定事实。

能够确定的是，曾延毅在天津公安局任职时间并不长。1928年10月，他调任炮兵第四旅少将旅长，又回到了军队系统。1930年11月，他转任绥远省军事处处长。此时傅作义的军事活动重心也逐渐从天津转向绥远，两名老同学仍处在相近的军事政治环境之中。

1931年以后，傅作义担任第35军军长。次年3月，曾延毅出任第73师第218旅少将旅长。这个职务与普通军部副职不同，旅长直接负责所属部队，下面有具体的团级编制。从现有履历看，这一时期曾延毅并没有立即离开带兵岗位，而是继续掌握一支实际作战部队。

1933年，第35军参加长城抗战。傅作义部在怀柔一带作战，第35军在北方军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此后的几年，部队不断调整编制。曾延毅仍在第218旅任职，而董其武等后来成为傅作义部重要将领的人物，也在这一体系内逐步成长起来。

1936年前后，第35军再次进行编制调整，傅作义继续任军长，所属部队重新整编。第218旅后来由董其武担任旅长，曾延毅则离开直接统率该旅的位置。到1937年1月，曾延毅被升任第35军中将副军长。从军衔和职位名称看，这是一次升迁，但他的工作性质已经与过去直接担任旅长不同。

军长负责全军，旅长负责具体部队，副军长究竟拥有多大权限，要看当时军内分工。因此，把这次变化简单描述成“升官”并不完整。曾延毅的名义职务提高到了军部层级，但第218旅已有新的主官负责，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掌握自己长期带领的那支部队，这是可以从编制变化中看出的事实。

至于傅作义为什么如此安排，目前能够核实的正式履历并没有留下傅作义亲自解释此事的完整文字记录。后世流传着“军人有钱以后怕死”一类说法，也有人把它与曾延毅的任职变化联系起来。不过在缺少直接档案佐证的情况下，更稳妥的理解还是回到人事调整本身，而不能替当事人补写心理活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第35军进入山西战场。曾延毅仍以副军长身份任职，同年10月又兼任太原戒严司令。当时太原周边战事已经十分紧张，忻口方向的作战结束后，日军继续向太原逼近，第35军随后参加太原城防作战，傅作义承担重要守城任务。

11月太原战事进入最后阶段。后来有关曾延毅的履历记载显示，他此后逐渐退出傅作义的核心作战体系。1938年1月，曾延毅被撤职，随后长期居住天津。到了这一时期，他与傅作义从保定军校开始、又在涿州共同经历战事的早年军旅关系，事实上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

从1915年进入保定军校算起，到1937年曾延毅担任第35军副军长，两人的交往跨度超过二十年。最初，他们只是军校同期学生，一个学习步兵，一个学习炮兵；后来进入晋军，又分别成为师长和炮兵团长，在涿州那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一起经历了围城。

再往后，环境变了。天津时期，他们已经不是年轻军官，而是掌握重要职务的高级军政人员；到了第35军时期，傅作义成为一军主官，曾延毅则先任旅长、后任副军长。私人交情仍然存在，但军队内部的职位安排已经不能简单按照朋友关系处理。

曾延毅后来虽然离开一线军界，却没有与那段旧关系完全割裂。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地下工作者曾通过他的女儿曾常宁与他取得联系，希望利用他与傅作义多年的同学和旧交关系，为北平和平解放进行工作。曾延毅随后也参与了相关联络活动。

1949年1月，北平实现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延毅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1965年2月在天津病逝。傅作义后来也参加了新中国建设。两个人青年时代结下的同窗和战友情谊，由军校延续到涿州，又经历天津、第35军和抗战时期，时间跨度达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