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曾国藩两江总督，浑身是牛皮癣，天下名医排着队给他看牛皮癣，最后也没看好。其实那时候没有激素，没有抗癌药，没有生物针，没有免疫抑制剂，没有照光，最多也就是用一些寒凉中药压制。

曾国藩把又一件沾满皮屑的里衣扔进火盆。火苗窜起时，管家在门外报，赵大夫来了。这位赵秉文是南京城头一号的名医，此刻端着方子，说总督这热毒非比寻常，须再加三钱黄连。

“赵先生，”曾国藩打断他，“你方子里这黄连，我喝了大半年了吧？”

赵秉文拱手：“清热必须用苦寒，这是医理。”

曾国藩不再说话，挥挥手让他退下。他走到铜镜前，撩起官袍下摆——腰侧那块铜钱大的癣，边缘已经开始发黑。名医们围着后背胳膊做文章，没人留意这个被衣服遮着的地方。

三日后，曾国藩换了便服，独自走进城南一家不起眼的药铺。柜台后坐着个穿灰布衫的老者，正低头碾药。曾国藩坐下，伸出手腕：“听说你这里不看癣？”

老者抬眼看了看他，手指搭上脉，片刻后说：“大人脾胃虚寒，湿气内困。这癣是湿往外拱，不是毒从外入。”

“你能治？”

“能。”

“怎么治？”

“停掉所有寒凉药。每日巳时，用这包炒热的粗盐敷腰上两刻钟。”老者推过来一个布包，“再把这山药茯苓粉，每日晨起温水送服。”

曾国藩盯着那包粗盐：“就这些？”

“就这些。”

“不要方子？”

“脾胃暖了，道路通了，湿自己会走。开方子做什么？”

曾国藩把盐包和药粉带回府。他谁也没告诉，每天在书房里自己操作。第七天早晨，他换衣服时发现，腰上那块黑边的癣，周围皱起的硬皮松了。又过半月，后背最大的一片癣开始从边缘翘起，底下露出平整的新皮。

赵秉文再来请脉时，曾国藩没让他看后背，只伸出手腕。赵大夫搭了脉，脸色越来越凝重：“大人近来用了温燥之物？”

“用了些山药茯苓。”

“胡闹！这分明助湿！”

“可我身上的癣，退了三成。”

赵秉文愣住，起身作揖：“请容在下查验。”

看过后背的变化，赵大夫沉默良久，最后说：“或许……是下官错了。”他走时脚步有些踉跄，那张祖传的清热方子，被他捏成一团。

曾国藩继续用粗盐敷腰，每天晨起服药粉。三个月后，他身上最后一块硬痂在沐浴时脱落，漂在水面上像片小舟。他派人去城南药铺送匾额，铺子却关了门，灰衫老者不知去向。

那年冬天，曾国藩批阅漕运改制章程时，把其中一条“增设关卡以杜弊”划掉，改成“简并流程，厚给船工”。幕僚不解，他说：“关卡如黄连，看似清热，实则伤胃。把船工喂饱了，弊自然就少了。”

后来他官至直隶总督，书房里总放着一小袋炒熟的粗盐。有下属问起，他说是暖手用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当要下决心用猛药治乱局时，摸摸这袋温热的盐，就会想起腰上那块最先愈合的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