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第一奸臣，不是秦桧，也不是蔡京，他们档次太低，第一奸臣应该是司马光。秦桧再坏，无非是害死了岳飞，给金国当狗。蔡京再贪，也不过是搜刮民脂民膏，哄着宋徽宗画画写字。这俩人毁的是大宋的面子，可司马光，他毁的是大宋的根子。他凭着一肚子圣贤书和一副硬脾气，把王安石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全给折腾光了，硬生生把大宋推进了火坑。就这种人，偏偏还落了个千古美名，你说气不气人？
司马光被召回京城，任命为尚书左仆射的诏书送到他洛阳独乐园的那天，他正在水塘边喂鱼。他接过诏书，看了一眼，随手递给身后的老仆，又撒了一把鱼食。水面争抢翻腾，他对着池水说：“乱法之鱼，终将澄清。”
抵达汴京次日，他没有进宫谢恩，而是径直去了三司衙门的库房。他让管库的官吏打开账册，手指顺着“青苗钱本”那一列往下划。数字让他眉头紧锁。“五千七百万贯？”他问。官吏低声答：“是。分储诸路，以备春贷。”司马光合上账册：“即日起，停贷。已贷出者，限期收回。未贷之钱，悉数封存，转调河北，充作边储。”
命令一出，最先乱的不是地方，是汴京的质库。原先依赖官府低息青苗钱周转的小商贩和农户，转身涌向了民间富户开设的典当铺子。利息一夜之间从两成涨到了五成。一个卖炭的老汉在质库门口抓着空了的钱袋哭骂，被伙计推倒在街边。
司马光在政事堂听到了街市的骚动。他正在起草废除免役法的奏札。幕僚小心地提及民间借贷暴涨、恐生事端。司马光头也没抬：“高利盘剥，乃豪强之恶，非朝廷法度之过。朝廷停贷，正是为了断绝王安石‘与民争利’的邪路。民间自有伦常约束，若豪强无度，自有官府按律究治。”他将写好的奏札重重盖上自己的私印。
十天后，废除免役法的诏书正式颁行。差役法恢复，各县衙役手持名册，闯入民户抓丁。河南陈留县，正值麦收，王家两个儿子被强拉去修黄河堤。老父拖着病腿跪在田埂上收割，速度不及往年三成，一半麦子烂在了地里。同村有几户交不起免役钱、儿子又被拉走的人家，妇人吊死在了村口的祠堂。
这些消息被边报压着，没传到司马光案头。他的注意力在西北。边境传来密报，西夏因岁币问题内部争执，边防出现松动。几名将领联名上奏，请求增拨粮饷，趁机收复前朝失地。奏章在朝会上宣读，武将群情激昂。
高太后看向司马光。司马光出列，声音平稳：“陛下、太后。国之大患，在内不在外。今府库之财，皆为新法苛敛所余，正当散之于民，培植元气。妄动刀兵，是耗此元气于边陲。臣意，非但不增兵，还应削减戍边之费，示西夏以柔，使其不生衅心。”
一位枢密院老臣颤声问：“若示之以柔，彼反以为怯，进而南犯，奈何？”司马光答：“我朝以仁德立国，怀柔远人，彼纵蛮夷，亦当感化。若其不仁，则天必厌之，非我朝之过。”朝堂一片沉寂。最终，高太后下旨，边军严守，不得生事，且削减了三分之一的边境粮草拨款。
半年后，司马光因风寒卧床。病中，他听闻河北因差役过重，已有民变，以及边境因粮饷不继，士卒逃亡。他让人扶起，勉强写下一道札子：“民变者，吏治不修也；逃卒者，将帅抚驭无方也。皆与法度无干。”写毕，咳血不止。
元祐元年，司马光去世。汴京万人空巷，哭声震动街巷。士大夫挽联称其“三代以下一人”。
他死后第二年，河北民变未平，陕西因边备废弛，遭西夏小股骑兵劫掠，损失惨重。封存的青苗钱本在库房里开始霉变。那些被强拉差役而荒废的田地，长满了荆棘。
四十三年后，金兵第一次围困汴京。守城将士发现，武库中部分箭镞生锈，粮仓储备不足定额七成。有老吏依稀记得，早在元祐初年，因为要“散财于民”和“示柔远人”，制造军械的“什一税”钱和边境屯粮的“籴本钱”，就被调拨去填补了废除新法后的财政窟窿。
城破前夜，一个曾读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太学生，在溃逃的人流中，突然想起书中某一卷的批注。那句话是：“治国之要，在正名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苦笑了一下，消失在混乱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