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国军中将张辉瓒被俘，看到毛主席后，他哀求道：“润之，我有钱，别杀我，叫我老婆拿钱、医药、枪弹换我的命！”
他被暂时安置在一间农舍里，门口日夜有战士守着。几天后，通讯员送来谈判回信：红军同意暂缓处置，前提是物资必须在半个月内送到。
张辉瓒立刻写信。他用的是从看守那里借来的铅笔和泛黄的草纸，手指因为激动而发抖。信上详细列出了赎命所需的款项、西药清单以及可以提供的枪支型号。他把怀表摘下来交给通讯员，作为给妻子的信物。“让她快点，”他反复叮嘱，“一定要快。”
信送出去了。等待变得格外漫长。张辉瓒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询问有没有南昌来的消息。他不再穿那件将官大衣，换上了红军提供的灰色棉袄，试图让自己不那么显眼。他主动和看守聊天，讲自己在日本士官学校的经历，讲北伐时的见闻，但每句话都绕不开一个问题：“东西什么时候能到？”
第十天，村口传来消息：有人带着皮箱来了。张辉瓒几乎是从炕上跳起来的，他扒着窗户往外看，看见一个穿长衫的男人正在和红军干部交谈。那人脚边的皮箱不小。
来的是他妻子的堂兄。皮箱里整齐码放着银元、几盒盘尼西林和磺胺，还有一封妻子的亲笔信。信上说，枪支正在筹措，需要再多几天。
红军干部清点完毕，点了点头。“第一批物资符合约定，”他对张辉瓒说，“你可以暂时安全。但最终释放，必须等枪弹到位，并且你要公开表态反对继续围剿。”
张辉瓒满口答应。他拿着妻子的信看了又看，那上面有她常用的香水味道。堂兄离开前低声告诉他：“家里能动的现钱都在这儿了，枪不好弄，你务必让这边再宽限些日子。”
又过了三天，张辉瓒被允许在村里有限走动。他发现一些村民看他的眼神带着恨意。他听见有人低声说“东固”“烧杀”这几个词。他开始不安，催促看守询问枪弹的进度。
第十五天，枪弹没有到。来的是一群从东固翻山越岭赶来的农民代表。他们直接找到红军指挥部，要求面见负责人。张辉瓒在屋里听见外面嘈杂的人声，其中有一个嘶哑的嗓音在喊：“我全家七口，只剩我一个了！你们还要放他回去？”
红军干部试图解释谈判政策和长远考虑。但愤怒的情绪已经蔓延开来。更多的村民聚集过来，他们很多人身上带着伤，或者失去了亲人。
张辉瓒被要求暂时不要出门。他坐立不安，再次写信，这次是写给南昌的旧部，命令他们立即运送枪支到指定地点。信送出去了，但他心里清楚，时间可能不够了。
傍晚，村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张辉瓒在屋里能听见断续的争论声。有人主张按约执行，有人坚持血债血偿。会议开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看守送饭时表情凝重。他放下碗，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上面决定，今天开群众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你的去留，由大会结果定。”
大会在打谷场举行。张辉瓒被带上去时，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和无数道目光。红军代表先发言，说明了俘虏政策和物资交换的情况。接着，几位老乡上台控诉。
当那位失去全家七口的老汉指着张辉瓒，问“你们的政策能让我儿子活过来吗”的时候，场下的怒吼再也压不住了。人群向前涌动，秩序开始失控。
张辉瓒看着激愤的人群，又看了看身边试图维持秩序但收效甚微的红军战士，突然明白了局势。他挣开战士的手，向前走了两步，对着台下深深鞠了一躬。
“我的罪，钱买不回命。”他直起身，声音不大，但周围瞬间安静了一些，“我写信叫他们送枪来，不是为了让仗继续打。是想让这边多一点家伙什，少死几个人。这话你们可能不信。但我现在没别的能给了。”
他话音未落，几个青壮村民已经冲了上来。红军战士竭力阻拦，但人群如同决堤之水。张辉瓒被推搡着，离开了打谷场。
事情发生得很快。在河边，他被失去理智的人群包围。那个失去一切的老汉冲在最前面。没有审判，也没有最后的谈判。一切结束时，河滩上只剩下一只被踩扁的皮箱，银元和药品散落一地，很快被负责后续处理的战士默默收起。
几天后，那批西药和银元被用于救治苏区的伤员和抚恤受害家庭。张辉瓒妻子在南昌等到的，是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里面只夹着一张被河水浸湿了角的全家福照片，背面那行“盼归”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