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杜秉灿在孟津县乡下视察时，发现一名收租的黑壮青年，当青年转身离开时，杜抬手就朝他开了两枪，将其击毙了，随后众人发现他是日本特务，杜秉灿能一眼识破对方身份，全靠“三步识别法”。
枪声一响，队伍里几个年轻队员下意识就去摸枪。杜秉灿抬手制止了。他走到尸体旁，捡起青年刚才放下的扁担，在手里掂了掂，然后丢给旁边一个从本地招来的队员。“你挑着，走几步。”
那队员愣了愣，接过扁担搁上肩，在晒谷场上走了个来回。脚步沉，扁担随着步子微微颤，但肩头稳稳的。
杜秉灿让他停下，又指了指地上那双从尸体上脱下来的旧布鞋。“穿上，再走。”
队员穿上鞋，没走两步就皱了眉。鞋底硬邦邦的，磨得他脚板生疼。他咬着牙又走了半圈，脚步已经乱了。
“看出差别了？”杜秉灿问在场的十几个队员，“他挑空筐，脚步比你们挑实担还轻。这鞋，你们穿不惯，他穿着走了两个月，脚上一个新茧都没有。”
没人敢接话。杜秉灿不再解释，让人把尸体抬去县里报案，自己带着队伍继续往下一个村子赶。
路上，他让两个本地队员走在前头，自己跟在十几步外观察。一个队员左肩累了，脖子一歪，扁担头顺势就滑到了右肩，脚步都没停。另一个蹲在路边系草鞋，两腿叉开，屁股几乎挨着脚后跟，系好了站起来，膝盖“咔”地一响。
“都记住这个。”杜秉灿对身后从省城新调来的几个青年说，“你们学的那些理论，敌后手册，不如这两下实在。”
到了下一个村，保长迎出来，说村里这两天也来了两个生人，在帮人修屋顶，干活挺卖力。杜秉灿没急着去见，先让保长带他远远看了那两人干活的房顶。
一人正在铺茅草，蹲在斜屋顶上，两条腿紧紧并着，全靠脚尖勾着椽子。另一人递草束上去，接递时腰板挺得笔直。
杜秉灿看了不到半柱香，下了命令：“屋顶上那个，抓。下面那个，盯住。”
队员们分了工。屋顶上那人一见有人靠近，立刻顺着山墙往另一侧溜，动作快得像狸猫，可一下地，脚踩在松土上，却没陷下去多深。被按倒时，他挣扎的力道让两个队员差点脱手。
下面那个见状想往村后林子里跑，被预先埋伏的人拦了回来。审问时，他一口咬定自己是逃难的手艺人。杜秉灿让他伸出手，掌心朝上。
那双手虎口有茧，但指节平滑，指甲缝里干干净净。
“修屋顶的手艺人，”杜秉灿说，“你手上没沾半点松油，指甲缝里没有泥灰。屋顶上那位，蹲的姿势也不是干粗活的样子。”他顿了顿，“你们俩，都不是来修屋顶的。”
连夜审下来，这两人是前一个特务小组失散后，奉命来这一带重新摸清道路和民兵布防的。他们身上搜出的草图，比上一个更细致，连哪片林子能藏马车都标了出来。
案子报上去，县里来了嘉奖令。队伍里几个省城来的青年却私下嘀咕，觉得杜长官的方法太“土”，万一遇到训练更精的特务，恐怕会看走眼。
杜秉灿听到风声，没训人。第二天训练时，他让所有队员两两一组，互相观察对方走路、蹲姿、扛东西的习惯，然后一一指出来。有人被说得面红耳赤，有人恍然大悟。
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队伍在另一个村驻扎时，哨兵带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农，说这人在驻地外转悠了好一阵。老农哭诉儿子被抓了壮丁，想来求长官打听消息。
杜秉灿让老农坐下说话，递过去一碗水。老农接碗时，右手小指不自觉翘了一下。喝完水，老农把碗搁在腿上，手收回时，在粗布裤子上轻轻擦了一把。
“老人家，”杜秉灿语气平和，“你先在这歇着，我派人去问问。”他转身出屋，对门外的队员低声说了两个字：“扣下。”
事后从那老农鞋底夹层里，搜出了用油纸包着的驻地换岗时间草图。
队伍开拔前，杜秉灿把那张草图摊在全体队员面前。“三步识别法，识的不是衣服，不是脸，是骨头里、肉里养成的习惯。”他看了一眼最初嘀咕的那几个青年，“觉得土，是吧？可咱们这片土，外人踩上去，脚印深浅都不一样。”
那几个青年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沾满泥的草鞋。
此后半年，这支队伍凭这些“土办法”，陆续揪出了七个伪装混入的特务与探子，无一错漏。杜秉灿没再详细解释过他的三步法，但每个队员走过田埂时，都会不自觉地看一眼自己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