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员王同兴家里来了两位陌生人，但他们却说出了接头暗号，邀请王同兴去开会，走到半路，他突然发现，这两人竟是特务！

一个干地下工作的人，为什么甘愿跟着陌生人走？先把镜头拉回那年正月的濮阳。当地县委机关刚刚遭到破坏，有人顶不住当了叛徒，我党的接头暗号，连同很大一部分地下党员的名单，已经落进敌人手里。所以那天清晨，王同兴一开门，看见来人臂缠毛巾、手提点心，这正是直南特委约定的接头暗号，他下意识就信了。在那样刀口舔血的环境里，暗号对上了，几乎就等于身份对上了，谁会想到，这串暗号，已经成了敌人手里的钥匙。规矩是地下党人的命，可当规矩被人偷走，命就悬在了一句话上。

可正是这个保命的暗号，成了要命的缺口。两个陌生人说，特委要在大名县开会，请县委的同志务必到场。王同兴没多想，转身去叫团县委书记宋同发、县委书记陈仰贤。三个人，几乎就是南乐县委的全部家底，就这么跟着两个自称"交通员"的人出了门。特务要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整盘棋子。

他们算漏的，是王从吾。这位直南特委组织部长不是普通角色，1927年入党，从建党支部、领导盐民斗争一路走过来，是这一带资历最老、也最警觉的地下工作者。按多年养成的老规矩，这一天他本该先到王同兴家接头。他敲门，屋里空着；问王同兴的母亲，老太太说，儿子天没亮就跟着两个人去大名开会了。王从吾不死心，又跑去宋同发、陈仰贤家，两家的回话一字不差："去大名开会了。"他站在门口，后背一下沁出冷汗，这一片地下的事，从头到尾归他管，真有要紧会议，凭什么他这个组织部长，是最后一个听说的？更扎眼的是，三名县委干部同时出门，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这种集体失踪几乎等于自报家门。

一个反常，就是一道裂缝。王从吾来不及多想，顺着往大名的大路就追。追到范堤村，他远远望见一辆骡车，王同兴三人正和那两个陌生"交通员"挤在一处。他没有喊，也没有冲上去，而是借了身学生打扮，不远不近地缀在车后。

真正命悬一线的，是卫河渡口。高个子特务忽然从怀里抽出一卷"文件"，凑到王从吾跟前，脸上堆着笑："您就是特委的王同志吧？省委紧急会议，内容都在这上头。"王从吾眼皮都没抬，只说自己是个跑买卖的，转身进了路边的茶棚。可就在错身那一瞬，他把一道眼神，稳稳递给了陈仰贤。三位县委同志哪还不懂，借"方便"的名头，绕到了他身边。对方腰里别着枪，自己手里空空，硬碰是死路，唯一的活法，只有一个字：跑。

"快走！"王从吾压着嗓子吼了一句，四人从茶棚后门散开。特务拔枪就追，边追边扯着嗓子喊"抓共产党"。怪的是，沿街的乡亲没一个搭理他们，头一年冬天，王从吾带着这一带人跟水灾较过劲，谁替老百姓办事，谁拿枪压人，乡里人心里有杆秤。乱糟糟一阵，四个手无寸铁的人，竟一个没少地脱了身。

脱险之后，王从吾连夜赶往大名，把遇险的经过原原本本报告上去，所有用过的暗号统统作废。敌人想一锅端直南特委的算盘，彻底落了空。那一夜，南乐县委紧急转移，三名刚刚脱险的同志重新扎进更隐蔽的战线，后来都等到了胜利的那天。多年以后，王从吾活到九十一岁，从那次死里逃生，一直走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漫长岁月。回过头看这一天的惊险，真正把三条命从枪口下拽回来的，不是运气，而是一个组织部长对"反常"那点死咬不放的警觉。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最锋利的武器，往往不是枪，是一个人肯多想的那一步。如果换作你，在暗号对上、人人都催你出发的那一刻，敢不敢多停一秒，问一句"谁通知的"？